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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1年 夏季號 第31卷 總第161期 《溝通與發展》文告四十年慶

 

教會傳播大憲章《溝通與發展》四十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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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樂思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愛丁堡總教區總主教哥頓格里樞機(Gordon G. Gray)在梵蒂岡新聞部向新聞界推介一份嶄新的社會傳播文告。這份《溝通與發展》(Communio et Progressio)社會傳播牧民訓示(以下簡稱《溝通》文告),正式的頒佈日期為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三日。文告是按梵二《大眾傳播工具法令》(一九六三年,以下簡稱《大眾》法令)的要求而撰寫:「為實施大公會議有關大眾傳播工具的一切原則及規律,教廷將依本大公會議明令……由各國專家協助,頒佈牧靈性的訓諭。」(《大眾》,23)

        《溝通》文告的背景來自梵二會議,原先向梵二會議與會神長提交的文件長達一百一十四節,他們覺得超出對該領域的認識;因此他們建議了一份扼要地使用二十四個節段表達的文告,即現有的《大眾》法令;其餘的理念,留待由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在專家的協助下詳細說明,並以「牧民訓示」的方式去申論和執行。

        然而,新文件在《大眾》法令頒佈七年後才公佈。這段漫長的時期可以解釋為表明一個認真和一絲不苟的製作過程,特別由天主教媒體連同外邀的專家一起參與。

        《溝通》文告的初稿由耶穌會傳播專家《天主教文明》期刊(La Civilta Cattolica)的巴拉利神父(Fr. E. Baragli)與其他專家合作草擬,長達三百頁,以拉丁文寫成。初稿由法籍社會學家及新聞工作者霍里埃(Folliet)重新整理,翻譯成現代英語。霍里埃視這份材料為教會的傳媒使用手冊。他能夠重新把原稿改寫為現代語言,但仍然製作了一個相當冗長的第二稿,約有一百六十四頁。有關方面在羅馬附近的內奈市(Nemi)進行了五天的閉門會議,與專家們納入、討論和修訂約八百項建議的改變後,這個第二稿再次修訂,縮短至大約五十五頁。

        其後,這第三稿又再修訂為第四稿,而最後的定稿是第五個版本,並送往全球主教作最後評論,然後由教宗保祿六世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九日親筆簽署批准。最後公佈的題目是「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命撰寫有關社會傳播方法的牧民訓示」。教宗保祿六世寫道:「我們很樂意為這份牧民訓示授予許可,並授命予以適切地公佈。我們樂見這份訓示經過長時間努力而謹慎的籌備後,希望在上主的助佑下,它能服務眾多使它孕育成功及順利寫成的高尚目標。」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主席歐康樂總主教(Martin O’Connor)致函全球各地的主教,向他們介紹這份新文告,並請他們在教區內廣為發行。他敦請各處地方教會在本地翻譯這文告,好使教會能彌補在社會傳播工具這一領域的長期滯後局面。

        經過在人力和時間上如此的準備和投放,我們可以預期,《溝通》文告這個作品確實有別於其他有關社會傳播的教會文件,至今日依然適時。它仍被視為教會及以後有關社會傳播的最專業和最好的文件。約在二十年後(一九九二年)頒佈的另一份跟進文件《新世紀》(Aetatis Novae)牧民指示,並非修正《溝通》文告,而是加以肯定,可說是《溝通》文告的延續。甚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生前頒佈的最後的一份文件《迅速發展》(Rapid Development)宗座牧函,在相當程度上是以《溝通》文告為基礎。該宗座牧函原本預料為紀念《大眾》法令四十周年而設。

        與《大眾》法令一方面強調教會有權運用現代傳播工具,但又有需要確保使用時合乎倫理道德有所不同,《溝通》文告一開始已指出人類的合一和進步是傳播的主要目的;至於天主教徒對傳播領域的貢獻,一直留待到文告的第三部份(第102-180節)才討論。


人類社會中的傳播

        文件的第二部份論述傳播對人類進步的貢獻(第19-100節)。在此,不但討論了「傳統」媒體的貢獻,例如報刊、電台、電視或電影等的角色,而且以梵二建議社會傳播這個新措辭的精神,提出全面的概貌。在傳媒的範圍以外,談到人類社會中溝通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因此,《溝通與發展》開始論述傳播以其角色在人類社會的貢獻,包括輿論,以及特別是受告知(知情)和告知的權利;這權利是透過「傳播自由」而表達出來(第19 -47節),文件說:

  • 「如果輿論是以適當的方式形成,那麼,公眾應該由一開始便可以自由地得到資訊的來源和途徑,並允許自由表達意見。「輿論自由」和知情權是相輔相承的。教宗若望廿三世、教宗保祿六世,以及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均強調知情權,現今大體上為個人和社會是必不可少的。」(33節) 
  • 「知情權」與傳播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社會生活有賴於人與人(包括個人和集體)之間持續交流。這為互相瞭解和富合作精神的創意是必要的。當社會利用大眾傳媒作交流,便增添新的幅度。這樣,廣大民眾便有機會分享團體的生活和進步。(44節) 
  • 傳播的自由也說明個人和團體必須可自由地找出和傳播資訊。這也意味著他們應該自由地接觸媒體。另一方面,假如這自由的存在是沒有適當的規限,也沒有考慮到那些真正和公眾的需要(知情權以此為基礎),那麼,傳播的自由將更有利於傳遞消息的人,而不是為了接受消息的人的益處。(47節)
        文告要求適當教育善用傳媒,也要認出傳媒在加深和充實當代文化所擔當的角色,因為「每人都具有這個充實文化的權利。」(50節)「傳統民間藝術」的重要性和角色,以故事、話劇、歌曲和舞蹈「表達古老和民族的文化傳承。」

        文告談到傳播工作在娛樂的角色和潛力時,強調娛樂「不一定缺少文化有效性」,即使現代媒體也可以滿足這種需要,「就其完全的字面意義而言,向越來越多的人提供真正的娛樂」,因為「簡單的娛樂也具有本身的價值」;(52節)所以,傳播者應樂意關心「文化的裨益」。(53節)

        這裡也提及藝術表達的重要性,是理應「受到重視的」,因為「『美』本身使那默觀它的心靈變得高尚」,並且「以感官能夠理解的方式來表達屬靈的現實」,這「不但是文化的裨益,也是倫理和宗教的裨益。」(55節)文告有一個特別的環節論述整個廣告界,指出其積極的角色在於提供「真正的社會利益,」(59節)但文告亦未忽視廣告可能造成的反效果和損害。(59節及其後)

        傳媒教育作為理解「在人類社會中督導傳播工作的基本原則」。文件宣稱傳媒教育的重要性,「為眾人是明確和必要的:如果瞭解傳媒的特質和功能,那麼,傳播的方法就真正充實人的心靈。」(64節)對於家庭來說,這也是需要關注的重要教育問題,因為「開始鼓勵兒童培養藝術品味、良好的批判能力,以及建基於穩固倫理道德的個人責任感,從來都不太早的。在年輕人身上,不但是慷慨和理想,還有坦誠和真摯,都是令人讚賞的素質」,必須「從小開始培養的。」(67節)

        在文告的第73至83節,廣泛地探討傳播在人類社會的機會和義務,以及傳播在世俗社會的地位。公權力「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言論自由,並確保為言論自由提供適當的條件。」(84節)《溝通》文告稱,公權力的主要任務「不是製造困難或壓迫……」(86節),並應該為此提供適當的法律(87節及其後)文件特別呼籲「所有相信生活的天主的人本身要齊心協力(96節),並提出特別的挑戰,要促進適當的合作,其結果就是「聯合的行動。」(100節)


基督宗教成員的傳播

        唯有在《溝通》文告第三部份(第100-180節),才廣泛論述基督徒在傳播的角色,包括他們對個別媒體的投入(135節及其後),不但涉及由報刊、電影、電台和電視組成的所謂大眾傳媒,也涉及戲劇(第158-161節),因為戲劇是「人類表達和傳播的其中一種最古老和活潑生動的形式」(158節)。

        天主教徒對傳播的特別貢獻見於「屬靈的領域」,由此更清楚瞭解傳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102節)「傳播者有權期待精神上的幫助,好能滿足他們所擔當既重要又不同的角色的特別需要。」(104節)事實上,教會應「願意與各個宗教信仰的傳播者進行對話。」(105節)

        適當培育和教育教會的成員,尤其是主教、司鐸、修道者以及教友,這是特別關注的問題,在文件中的五個章節詳盡闡述(第106-112節),並且特別強調天主教大學和教育機構在推動社會傳播的科學研究這方面的角色。(113節)

        輿論在教會內也具有特別的角色(14節及其後),而「天主教徒應該完全意識到直言不諱的真正自由」,是源於「一種對信仰感受,也源於愛。」在此,那些「在教會內享有權威的人士將謹慎確保天主子民之間能負責地自由掌握和表達意見。」(116節)而且,「教會內的自由對話並不損害她的團結合一,卻因為容許輿論的隨意變化而培養心靈的協調和匯合。」(117節)

        文告除了列出現代傳播為福傳的潛力,(126節)也列出牧民職務的傳播幅度的重要性;(134節)這在日後《新世紀》牧民指示中有進一步發展。該份牧民指示以《溝通》文告在計劃和組織等方面的考慮因素(第162-180節)為基礎。對此,《溝通》文告再一次重申有需要成立主教團和教區的社會傳播辦事處(174節),而《大眾》法令(21節)經已提出這樣的要求。原來在教宗比約十一世頒佈的《拍案驚奇》通諭(Vigilanti Cura,一九三六年)中,經已為電影提出類似的呼籲。為推動適當的公共關係,亦引進主教團和教區發言人的職位。《溝通》文告也列出天主教專業組織的角色和義務。(178節及其後)

        《溝通》文告的作者們也意識到本身的局限。文告顯示出他們的智慧和先見之明;他們聲言他們的陳述並非最終的決定,但預期傳播的方式會改變,所以,「那些負責牧民計劃的人士必須保持靈活,並時常願意嘗試跟得上這領域的新發現。」(183節)為此,集中於「縝密的科學研究」是尤其需要的。文件確定「對教會而言,她願意讓研究者知道她如何渴望在各方面從他們的工作學習,並跟進其實際結論,」一九七一年至今此事尚未實現。事實上文件也強調需要「透過科學研究發現教會在社會傳播這領域的真正成效」(187節),也有待發生。


神學

        《溝通》文告是首份教會文件在導言(第6-16節)之後的十個章節中都提出一些神學反省。在此,首先提出確定社會傳播「對於現代社會的順利運作是不可或缺的,」以及基督徒的人觀,因為人蒙召『治理大地』」(創1:26-28;創9:2-3;《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34)。人的傳播能力是建基於一個事實:天主已賜予他們「分享祂的創造力量」;他們蒙召與其他人建設「現世的城市」,因為,他在人類社會中增加觸並加深社會意識。(7節)按照基督徒的理解,「人類的合一和友愛是一切傳播的主要目標」,並在父、子、聖神之間聖三通傳的奧蹟找到泉源和模範。(8節) 

        合一和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能力因罪惡而遭破壞,但在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聖子、不可見的天主聖言和形象」之內得以重建:祂是「天父與人類之間的唯一中保;祂在天主與人之間締造和平,並在人類中間奠下合一的基礎。」(參閱《教會傳教工作法令》3)《溝通》文告用以下的說話描寫耶穌基督作為傳播者的角色:

當他在世的時候,基督啟示自己為完美的傳播者。他降生成人,完全相似於那些該當接受他信息的人,他不只以言語,而且以整個生命傳播他的信息。他從內部向他們說話,就是說,他從人群的擁擠中說話。他毫不畏懼、毫不妥協地宣揚天主的訊息。他適應人民說話的方式和他們的思考模式。他從當時的困境中向他們說話。(11節)

        由此,傳播顯然超越意念和情感的表達,而《溝通》文告繼續賦予社會傳播一個非常深遽而與前不同的定義,就是「在愛中交付自己。」基督賜給我們在天主與人之間最完美、最親密的共融形式,在現世生命中是可行的,也由此使人與天主之間達致最深邃的合一。(11節)因此,按照基督徒神學,社會傳播融合於聖三,並藉著聖體聖事,以及「那賦予生命、使眾人合而為一的聖神」而說明。(11節)

        由這些根源開始,傳播的目的就是發展和維持「在現世旅途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應該導向正義與和平,而最後就是共融。人的尊嚴的真實解釋是建基於這些以降生成人和救贖為基礎的原則上,督導任何傳播。(15節)根據基督徒的瞭解,任何傳播應該按它對公益所作出的貢獻來判斷,(16節)因而具有「安全、誠實和真實」等基本條件:「任何傳播的道德價值和有效性並非僅僅在於它的主題或知識內容。表達傳播的方式,講述和討論傳播的方式,甚至傳播的受眾││這一切因素必須加以考慮。」(17節) 


《溝通與發展》在亞洲

        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在發表《溝通》文告不久之後,便採取措施實踐文件的內容。當時的宗座委員會秘書及後來的主席安德肋•德斯古蒙席(Andrea Ma. Deskur)於一九七二年寫道:「這文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牧民幅度。這關心基督、祂的聖言和祂的子民,甚至在教會以外的人。它關心基督徒的使命,以及他們如何利用他們時代的方法來實踐這命令。現在要採取一切必要和可行的步驟,好能迅速地和有效地在教會的各方面和活動實現訓示。《溝通》文告不應擱置在圖書館裡,卻應該成為職務的激勵和催化劑。」

        在一部關於《溝通》文告的德文出版物(Eilers, 1972, 頁9)的導言裡,倪樂思提出這項聲明,也匯報宗座委員會已開始「富有活力的步驟」,來「成立文件所建議、甚至要求的那些架構。」他還說,當時在很多國家,已經注意到「令人鼓舞的進展」。他所指的,是委員會發起在各大洲召開的會議,討論如何實踐牧民訓示。根據德斯古蒙席說,這些地區會議的目的,是雲集負責傳播工作的人士,讓他們「一起研究和諮詢,不但討論共同的問題,而且更積極地尋求方法,促進更密切和更實際的合作。」

        約在五至六年之內,委員會預期已覆蓋全世界,由拉丁美洲開始,接著是非洲,在尼日利亞的伊巴丹(Ibadan)舉行會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廿八日至十二月二日),接著是亞洲(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至二日在日本東京舉行)和大洋洲(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至廿六日在新西蘭北帕默斯頓市舉行)。這些地區會議全都由德斯古蒙席主持。即使他在一九七八年中風而導致身體局部癱瘓後,這些地區會議仍然繼續,而歐洲會議於一九八三年在瑞士的美泉宮(Schoenbrunn)召開。

        經過在斯里蘭卡及香港等地亞洲地區舉行籌備會議後,亞洲會議最終在東京召開。該次「泛亞主教團社會傳播會議」的與會者在導言後把各項建議分成幾個部份(參閱Eilers, 2009, 頁345-357):(1)結構,(2)財務,(3)視聽與電影,(4)新聞,(5)電台與電視,(6)傳媒教育。文件的導言和第一部份以特別的方式提及剛成立的「亞洲主教團協會」在同年(一九七四年)四月在台北舉行第一屆全體大會討論福傳的問題。

        會上,來自亞洲的十五個主教團代表聲明:「今天,沒有需要告訴人們傳媒或社會傳播對於有效地向我們各民族宣講天主聖言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因此,隨著亞洲主教團更全面地使用它們作福傳、教育和我們各民族的發展,我們希望使之成為我們全體迫切關注的問題。」(FABC, ”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 1, 17) 


接著是亞洲主教團協會的特別建議(no. 10):

一.各主教團在分配物質和人力資源時,應考慮到大眾傳媒作為福傳工具的重要性,從而更優先處理;

二.促請天主教機構提供大眾傳播課程,給予天主教學生和受訓者足夠的神學培育,以配合大眾媒體的技巧;

三.修院的課程應包括大眾傳播原則及方法的基本訓練,以準備他們日後在一個深受無數現代傳播方式影響的世界裡履行職務。

        
        東京會議文件在開端引述這些建議,「全心和毫無保留地」接納這些建議,並提出一個事實來加以強調,就是基督徒只佔亞洲人口百份之二,甚至不能單靠講台、醫院或學校來接觸他們。大眾傳媒被視為「基督宗教能夠接觸數以百萬亞洲人的最有效方法;大眾傳媒是一個經已證實能夠促進人類發展的方法,在亞洲迫切需要的。」根據東京會議,協會的建議「現在就要認真考慮,並在基層實踐!」(For All the Peoples of Asia” vol. 1, 345節及其後)

        至於為亞洲建議的永久性結構,就是除協會的「社會傳播辦事處」之外,同時在教區和國家層面上成立社會傳播辦事處。對協會而言,「亞洲主教團協會社會傳播辦事處的全面運作,為我們是特別重要的!」此外,有關方面建議亞洲地區的各國辦事處之間合作,並強調需要受訓人員。

        在亞洲及當地的教會,資訊雙向流通的重要性得以承認,而協會辦事處受命進行可行性的研究。最後,《大眾》法令所引進的「世界傳播日」成了「表揚傳媒的專業人士,鼓勵他們的合作,教育信友和培養他們對使徒工作的熱誠」的好機會。這是一個「培養對本地的責任感,並協助支持本地的使徒工作」的機遇。

        至於財務方面,資助機構和傳信部的貢獻都得以承認和重視,但亦有需要作地方籌款和正確的傳播計劃。針對不同的媒體(以視聽和電影開始),成立國際傳媒組織(國際公教影視協會[OCIC]、國際公教廣播協會[Unda]、國際天主教報業出版協會[UCIP])的地區分會,而且指出說故事和音樂、木偶劇、皮影戲,以及「形形式式的舞蹈劇」等現存的本土文化的重要性。(Eilers, 2009, 350f)

        至於新聞界方面,會議建議製作地方語言刊物,而且再一次強調需要成立一個亞洲天主教新聞通訊社。電台「已改變亞洲,甚至最偏遠的鄉村,」給予亞洲特別的力量。因此,天主教節目「應該肯定把整部福音帶到人類生命的各方面,包括現世的和永恆的,物質和屬靈的。」培訓、製作和傳達都被視為「推動基督徒教會之間大公合作的良機。」(353)有關方面預料「(亞洲)真理電台」的一個特別角色,就是推動地方的合作,尤其實踐「我們在亞洲地區會議上堅決重申的需要,就是正確解釋和詳盡闡述亞洲及世界的新聞。」(355)會議提到《溝通》文告的一個特別章節(no. 11),根據這項建議而建議為修生和修會會士提供整合的訓練,甚至為主教和行內的其他專業人士舉辦研習會,而且在學校,並為傳道員和其他牧民活動提供傳媒教育。

        至於更專門的訓練,會議建議應該在亞洲完成,並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在亞洲以外的地區完成,好能(一)防止遷移他處;(二)在亞洲背境下,在本身的文化中訓練學生,(三)促進傳媒的語言處理表達信仰的問題。

        最後,與會者感謝宗座社會傳播委員會召開這次會議,「雲集了亞洲的天主教傳播工作者,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一起計劃。會議促進瞭解,激勵行動,聯合亞洲的傳播工作者,帶領亞洲更接近羅馬!」

        回顧《溝通》文告在亞洲的四十年,我們必須承認,東京會議提出的多項建議至今仍未實踐。一般來說,有關方面更加意識到社會傳播的重要性,而且在某程度上提供更專門的訓練。除日本外,所有主教團都委任一位主教專責社會傳播工作。事實上,泰國主教團現時甚至有一位負責新媒體(互聯網)的主教。天主教傳媒組織,尤其是全球天主教傳播組織(Signis),都穩固地設立亞洲地區和國家部門。一九九六年,亞洲主教團協會社會傳播辦事處已開始為從社會傳播工作的主教及全國秘書舉行周年會議。這些聚會尋求發展相互的責任感和支持外,也尋求彼此合作。每次會議都有一個主題,以最後聲明作結束,這應該有助在社會傳播的領域裡發展按照亞洲需要和挑戰而訂的神學和專業因素。

        不定期的「主教團社會傳播研習會」(BISCOM)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所訂的特別主題都是為亞洲較為重要的,並邀請每位感興趣的主教參加。直至目前為止,已討論過的範圍如下:

       BISCOM I: 教會與公共關係(新加坡,一九九七年)

       BISCOM I.1: 教會與公共關係,主教及主教團人員研習會(馬尼拉,一九九九年)

       BISCOM II: 現代傳播技術。為亞洲教會的挑戰(曼谷,一九九九年)

       BISCOM II.1: 現代傳播技術訓練課程(曼谷,二零零一年)

       BISCOM III: 司鐸職務及使命的社會傳播培育(泰國三帕蘭,二零零一年)

       BISCOM IV: E世代,亞洲青年的傳播。教會的挑戰(芭堤雅,二零零二年)

       BISCOM V: 宗教對話作為傳播(峇里,二零零四年)

       BISCOM VI: 為亞洲職務匯聚傳播,為教會的現代傳播技術(曼谷,二零零七年)

       BISCOM VII: 亞洲天主教大學的社會傳播:事實、經驗、挑戰(曼谷,二零零九年)


        這些會議亦以最後聲明「方向與建議」作結束,並刊登在《教會與社會傳播在亞洲》(Eilers, 2008)一書裡,也在亞洲主教團協會網站(參閱www.fabc.org)可讀到。

        亞洲新聞通訊社的需要已透過一項民間倡議而實現,成立了「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南亞宗教新聞」,以及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亞洲新聞」。至於把社會傳播融合修院的培育,只是偶然實行,仍未作有組織的發展。Signis的一些小組已提供一些特別課程,但沒有按照《溝通》文告的要求(111節)(傳播教育「應是他們日常教育的一部份」)納入修院常規課程,而直至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修院實行。二零零一年,在具有四百年歷史的馬尼拉皇家及宗座聖多瑪斯大學(Royal and Pontifical Univeristy of Santo Tomas)研究院及神學部開辦一個特別課程,頒授社會牧民傳播的碩士學位,以及羅馬神學碩士學位。直至二零一一年為止約有二十名學生在該項課程畢業,考取碩士學位(主修社會牧民傳播)。部份畢業生已額外在該校的神學部取得牧民神學碩士學位。這個課程涵蓋神學培育(傳播神學)、靈修學,以及超越一般媒體應用而為牧民職務特設的傳播實務。
(參閱http://graduateschool.ust.edu.ph, http://www.freinademetzcenter.org/)

        今日,《溝通》文告的實踐十分有賴主教團在委任適合人士,跟進亞洲主教團協會建議,以及以專業的方式適應地方需要和文化時是否持有開放態度和活靈性。這包括神學、靈修和適當的基督徒及人性培育,以培養傳播的人,而不僅是為了某個媒體或項目的「技術專家」或「技術迷」。

        四十年後,對亞洲而言,《溝通》文告可以被視為開始,但是,要興建的房屋仍未如四十或三十六年前在羅馬和東京所預見的,發展和興建得很好。仍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尤其在媒體匯合和網絡傳播方面的技術發展,包括「福傳」的可能性。這文告的對象不但是針對傳媒專家,而是所有牧民職務的傳播幅度,這意味著教會的每個成員必須是「傳播的人」。這是宗徒大事錄時代的情況,也是為什麼基督宗教在那個時能夠傳遍世界的原因。


參考書目: 

  • Franz-Josef Eilers, 2009, "Communicating in Community,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mmunication," (4th ed)., Manila, Logos.
  • Franz-Josef Eilers, 2008, (ed.), "Church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sia - Documents, Analysis, Experience." FABC-OSC Books vol. 1, 2nd ed. Manila, Logos.
  • Franz-Josef Eilers, svd (ed.), 1972, "Kirche und Publizistik Drezehn drei Kommentare zur Pastoralinstruktion Communio et Progressio." Paderborn, Schoeni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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