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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1年 冬季號 第31卷 總第163期 秘密祝聖主教三十年回顧

 

三十年後回顧中國地下主教祝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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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祺光著 陳愛潔譯
  

        (編者按:二零一一年適值范學淹主教秘密祝聖首批主教三十週年,本刊特邀請多位中國教會觀察家撰文探討此一極具歷史意義的事件對中國現代教會的影響。事隔三十年,但許多歷史真相仍未為世人所知,本刊僅嘗試藉此特輯,引發教會內外學者的關注。但多位撰文的學者也許都同意,目前距離能了解事件全貌的日子,相去尚遠,有待全體關注中國教會命運的人士一同探究,也期待讀者多為此課題發表鴻論。)

        一九八零年三月廿六日,在陝西省鳳翔某地方,發生了不尋常的事件。當地的羅馬天主教主教周維道(1905-1983)正在秘密祝聖他的繼任人李鏡峰(一九二四年生),就是一位在隨後三十年裡、在其西北省範圍內舉足輕重的人物。李鏡峰主教甚至一度反對被譽為有見識又有膽量的西安主教李篤安主教。

        周維道和李鏡峰兩位主教不知怎麼地終於認識了被監禁多年後獲釋的河北省保定主教范學淹(1907-1992)。雙方很快透過中間人建立聯繫,並且不久之後,這位虛弱的保定主教向他的資深同事建議開始秘密祝聖一些新主教。猶豫了一會之後,雙方同意並祝聖了三位新牧。他們是:甘肅省天水教區王彌祿主教(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晉牧)、河北省正定教區賈治國主教(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晉牧),以及河北省易縣教區周尚傅主教(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六日晉牧)。

        一封用拉丁文寫的便箋解釋了那個具爭議的決定背後的原因。他們深信,他們不可以信任這個政權會尊重公民的自由。他們二人沒有經過正當審訊而被判處勞改多年,以致體力衰弱。他們與很多其他人一樣,因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被定罪,而且事實證明,同樣事情當然會再發生。另一方面,他們深信,如果教會沒有真正的主教職,是不能維持的。

        這是一個在整個教會歷史中獨一無二(至少就其意義而言)的運動的開始。那個做法雖然產生複雜的後果,但其背後有充份的理由。政府找到足夠的動機,試圖加以鎮壓,因為他們擔憂最終要面對天主教陣營的「反革命活動」。另一方面,雖然有一大批信徒準備捍衛信仰,強烈地提醒眾人,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是,天主教徒並非只是蒙召重新肯定一項既模糊又久遠的教義,而是表現出他們對復活基督的忠誠。而那就要求真正的信仰自由。

        這個頗為「有組織」的地下天主教運動與為了填補空缺而祝聖主教相關連。然而,關於它的開始,仍有些矛盾之處。現任香港教區主教湯漢在一九八八年的一次會議上的發言(其後刊登)指出:「當時,陝西省鳳翔教區周維道主教致函他(范學淹主教),就未得教宗批准而祝聖主教一事而告誡他。范主教回覆,指出在這特殊情況下,法典賦予這種能力。他的答覆最終抵達羅馬,而教宗得知范主教的立場後,同意范主教的做法。教宗私下指示,只要基於重大理由,而候選人的資格經調查並證實滿意後,祝聖是合法的。」

        然而,這項描述與晉牧日期並不相配。李鏡峰於一九八零年三月晉牧,而范主教在一年後,即一九八一年,分別在一月、二月及四月祝聖三位主教。如果這些日子證實是正確的,那麼,事件的時序稍有不同。

        自此至今,轉眼間已過了三十多年。雖然沒有尋找運動的利弊,但再探討一些主要因素也是值得的;這些因素逐漸促使「地下天主教運動」成為一個重要但沉默的運動,抗議黨政府在毫無合理動機的情況下入侵個人良知的領域。

        在監禁期間,人們(當然還有主教們)對很多事並不知情。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主席(1893-1976)宣稱宗教既是過時的而且對人沒有益處,所以,談論宗教是困難而又危險的事情。人們要分辨當局竄改過的消息,其中有什麼內容是可信,有什麼是不可信。當他們出獄後,更要獨自一人面對悲哀的境況。他們不能指望探訪親戚朋友,因為只有少數,而且受到控制。甚至他們的健康,都因為經過多年的勞苦生活,也變得很差。

良知極度痛苦的個案

        隨著數以千計的人獲釋,在人們心裡激起對更美好前景的希望。更大的鼓舞是來自黨中央領袖,尤其是最高領導人鄧小平(1904-1997)所正視有關中國政治前途的初步討論。他堅決奮力爭取徹底改變,因為這國家正陷於破產邊緣。各階層都提到兩個神奇的詞語,就是改革和開放。時間證明鄧小平至少在某程度上是正確的。

        信徒反問自己,「宗教」會否被包括在改革開放之中。所有教派都問,舊有的宗教政策會否恢復。事實上,這是一個敵視宗教的政策,目的是透過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來控制和消滅宗教。至於愛國會這個組織,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二零零七年發表的致中國教會書裡所形容的,是一個與天主教會無關的機構。文化大革命(1966-1976)開始時,毛主席宣佈「壓制」愛國會。一九七八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創新的改革開放政策,讓很多人期待國家的未來有新的意念和指示,包括宗教在內。

        然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傅鐵山(1932-2007)在北京南堂由兩名非法的主教楊高堅(1914-1995)及張家樹(1893-1988)和合法的呼和浩特教區王學明(1910-1997)祝聖為主教。傅鐵山在未有得到教宗的正式任命下晉牧,造成很大的震驚。他由統戰部和宗教事務局任命而被「自選」的。他得到很少數主教、神父、修道人和教友支持;這些人在多年前被毛澤東免職,現在要利用這次機會重返他們的圈子。這關乎重新贏得「飯碗」和分享權力。

縈繞於心的往事

        傅鐵山的晉牧給整個天主教會(包括國內和其他地方的教會)帶來極大的打擊。或許這變成祝聖「正統」主教的決定性理由。他們清楚明白政府很快要求他們同意先前已做的事;因此,他們急須在政府採取此舉和再次拘捕天主教陣營的活躍領袖之前迅速行動。另一方面,從前不公義的宗教政策顯然會繼續,儘管有不少相反的宣佈。

        剛過去的日子充滿痛苦的回憶,既不能忘懷也不能低估。人們必須正確理解政府的各項聲明,因為威脅和暴力干預成了無辜百姓的司空見慣的事。

        那個往事追溯到一九五零年代,當時中國政府公開決心壓制(還有別的)任何失控或會失控的現實。在天主教陣營,黨清楚知道要打擊什麼地方。主教和修會會長只有表面的權力,並要贊同改革運動,要求一個「自主獨立的」教會。

        在這前提下,愛國會於一九五七年成立,並獲授全權控制天主教會,而且很快之後實踐各項步驟,導向強制的「自選自聖」主教。那些敢於反對或提出異議的人紛紛失蹤,數十年甚至永遠不復出現。少數主教卻與黨合作。

        其結果是不容忽視的。在一九五八年,二十四位主教接受非法祝聖;其中十一人於一九五九年祝聖;一九六零年有六人;一九六二年有七人;一九六三年有三人。在六年內共非法祝聖五十一位主教。相比之下,最後一位獲教宗「公開」正式任命的主教於一九五五年晉牧,在此之前,於一九五一年有九位,一九五零年有兩位,一九四九年有七位。這十九位主教在隨後的歲月裡,各自面對艱苦的環境和待遇。在這十九人當中,有四人確實公開與黨合作,組織自主獨立的教會,他們是:皮漱石(1897-1978)、李道南(1902-1971)、李伯漁(1908-1951)(琪按:應為1908-1981)和王學明(1910-1997)。

轉捩點

        一九八零年的確是一個轉捩點,經過一年的反省和祈禱,才決定做什麼。問題環繞著迫切需要較年輕的主教來服務中國教會和保存其公教真確性。為此,他們需要得到教宗同意,但當然仍未得到,因為對中國的天主教神父或主教來說,出國是很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人認為自己在某程度上是與真正的天主教會連接,他們不準備把這特權讓給那些轉投共產黨陣營的人。

        顯然這些主教和他們的未來繼任人也有充份理由來解釋他們的猶豫不決。他們絕對不知道,在羅馬,當局正研究給予中國教會「特權」,就是授權與羅馬共融的主教可以選拔和祝聖主教,作他們的繼任人,或出任鄰近教區的主教。

        人們會否視他們的行為跟愛國會的一樣,只不過同時聲稱忠於教會和教宗而已?他們最後會否變成「分裂者」?或者,他們的決定會否使政府對整個教會的態度惡化?人們提出諸如此類的問題。儘管有很多極大的危險,但另一方面,要肩負身為主教的責任感。面對教會被摧毀(這是共產黨的終極目標)仍保持緘默,就是犯大錯。

        所以,他們冒著風險,而首三位秘密主教由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祝聖。他們及時通知聖座,但到那個時候,「特權」已在中國教會實行,而當時至少沒有明顯或嚴重的後果。

        然而,對那些採取那個步驟的主教來說,這必定意味著懇切的祈禱和痛苦的思量。他們眾人多年來經歷很多痛苦,在社會上被孤立,被關在監獄和勞改營受虐待,對眼前的改變不抱有希望;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他們的宗教信仰。其他人卻做別的,為了太多的理由而妥協。

        然而,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地下和忠誠的主教仍屬少數,但他們負起重組教會架構的任務。祝聖主教、準備未來的司鐸和修女、重建聖堂和教會產業以及其他許多計劃,都是他們要辦的事情。

        對於國內種種事物迅速邁向較寬鬆氣氛的感覺,正被一種頗為危險的態度取代。在許多天主教徒當中發展了一種傾向,是關於他們如何看待自己,尤其看待「其他」對怎樣與政府交往有不同見解的天主教徒,以及隨之而來的處理方法。簡言之,天主教陣營越來越傾向把好和壞、「愛國」和「忠心」的基督徒分開,甚至忽視有很多主教和神父是真正尋求各種方法,希望與整體社會、與有不同想法的信徒共存。

        這不是僅僅關乎堅持明確立場或以信仰要義來向對方讓步。它反而是關乎企圖設想一些促進共存的可接受條件。反而,時常瀰漫著一種破壞的對抗思想,就是互相指控,卻總是忘記什麼才真正瀕於險境。

祝聖地下主教

        重組教區,表示首先要有主教的臨在,作為合法的權力。由一九八一年開始,即上文提及祝聖三位地下主教之後,直至一九八八年左右,重組教區成為秘密運動的主要活動。在國內不同地方,有相當多地下主教晉牧和履行職務。

     一九八一年有七位:
甘肅省   天水     王彌祿
河北省   正定     賈治國
吉林省   四平     常振國
河北省   易縣   周尚傅
河南省     安陽     張懷信
陝西省   漢中   余成悌
甘肅省   蘭州     楊立柏
      

      一九八二年有十五位:
     
河北省 趙縣 閔多默 
陝西省          周至 范玉飛 
山西省 洪洞 孫遠謨
河北省 廊坊 宋維禮
河北省 保定 陳建章
吉林省      四平 韓景濤
河北 易縣  劉書和 
天津 天津 李思德
天津 天津 石洪臣
河北省 易縣 師恩祥
河北省 易縣 劉冠東
天津 天津 石洪禎
山西省 長治 李維道
山西省 運城 鄭守鐸
河北省 邢台 蕭立人
     

      一九八三年有五位:

甘肅省 天水 陸振聲 
甘肅省 天水 李新生
河北省 獻縣 李振榮 
河北省 趙縣 王寵林
內蒙古 鄂托克前旗 馬仲牧
     

           一九八四年有八位: 

湖北省 漢口 劉和德
福建省 閔東 謝仕光
湖北省 漢口 楊少懷
廣西省 南寧 蒙子文
福建省 福州 葉而適
河北省 西灣子 郝進禮 
河北省 保定 朱友三
內蒙古 呼和浩特 李從哲
     
 
      一九八五年有兩位:

福建 福寧  黃守誠
上海 上海 范忠良 


      一九八六年有一位:

湖北省 漢陽 張伯仁

            
      一九八七年五位:
     
福建 福州 楊樹道 
河北省 保定 史純潔
陝西省 三原 宗懷德
河南省 洛陽 李宏業
貴州省 石阡 胡大國

        在一九八八年,地下教會沒有祝聖主教,而在一九八一至八七年這七年間,總共祝聖了四十三位秘密主教。事實上,根據一九八一年賦予的特權,這些主教都是合法地祝聖的。教宗其後得知舉行祝聖典禮的時間;就在那時刻,建立了教會的共融。聖座幾乎沒有直接方法干預選拔過程,而整個過程的運作是具有清晰的目標,就是捍衛必要的宗教自由。事實上,造成這些不尋常的教會程序,其責任(不管在過去,甚至現在)都是歸於共產黨。就選拔主教一事而言,國家對宗教領域施以過度控制和干預,都是信徒尋求保密的真正原因。國家和黨還要關注其他工作,而這些工作當然不屬於宗教範疇。

        北京在尋求方法解決與聖座之間長期紛爭一事上,常被公開指責拖拖拉拉,而且,至今所有談判都失敗,這已不是什麼秘密。事實上,每當雙方似乎就某些小細節達成協議之際,北京便很快準備找藉口終止談判,至少暫時終止。中國政府在談判桌上從沒有認真過。

        葛亦仁(Paul Mooney)在香港南華早報(二零一一年八月廿二日)的一篇文章,引述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任延黎的話:「北京從來無意與聖座建立正常關係。中國從來沒有表示願意與梵蒂岡恢復關係。」

        葛亦仁繼續說,中國教會可能「最終出現的情況,就是主教完全無效,因為他們本身的神父、修女和教友將漠視他們。」任延黎把責任歸咎在政府,因為政府本應不涉及宗教。他說:「這不是為了政府或國家的利益。教會沒有軍隊,沒有權力來推翻你。有什麼國家那麼愚蠢,要挑戰宗教?」

        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發生了兩件事。首先,重組當然是積極的行動,卻引起官員注意,擔心此舉在未來可能訴諸有組織的反政府活動。失控的局面是不能容忍的。有關的報告抵達中央後,總理李鵬下令調查,其結果是告誡下級官員要保持警覺,而且不要低估正在發生的事情。地下運動在河北省尤其穩固,當地的教友都受到嚴格監視。

        第二「事件」反而令地下天主教會擔憂。當時盛傳北京當局很快要接觸聖座,就建立外交關係而展開談判。那麼,在最終的會談中,誰會代表天主教會?秘密主教做了一個天真的行動;他們以為計算人數,尤其是主教的數目,於是選擇進行更多秘密祝聖主教。

        一九八九年有十三位:
     
黑龍江省 齊齊哈爾     郭文治
北京 北京 裴湘德
內蒙古 呼和浩特     姜立人
山東省 菏澤 李炳耀
江蘇省 海門 袁文宰
河北省 大名 安世恩
河南省 開封 梁希聖 
河北省 安國 劉棣芬
河北省 宣化 張九牧 
河北省 宣化 趙振東 
河北省 邯鄲 韓鼎祥
陝西省 漢中 余成信 
河北省 景縣  高玉臣(音譯)   

        這是國家首都第一次有本身的地下主教。然而,在一九八九年中旬,事情徹底改變,最終導致天安門大屠殺,而當局隨之鎮壓任何未得他們准許的活動。為完成合法祝聖地下主教的圖象,我們必須加入以下廿三位地下主教。 

        一九九零年兩位:

江西省 余江 曾景牧   
西藏 拉薩 王若翰
    

        一九九一年三位:

青海省 西寧 顧征
河南省 新鄉   張維柱 
新疆省 烏魯木齊 謝廷哲
      
                
        一九九二年兩位:

河北省 易縣     張慶田
浙江省  溫州 林錫黎
                
        一九九三年四位:

     
河南省 南陽 靳德臣   
河北省 保定 蘇哲民
河北省 保定 安樹新
山東省 煙台 高克賢
     
        
        一九九四年一位:

遼寧省 沈陽 陸智遠 


        一九九五年兩位:

河南省 南陽 朱寶玉
黑龍江省 齊齊哈爾 魏景義


        一九九六年一位:

  陝西省  鳳翔 張志勇  


        一九九七年兩位:

河北省 易縣 陳倉保 
福建省 福州 林佳善


        二零零零年兩位:

河北省 趙縣 姜明遠
陝西省 三原 蘭石


        二零零二年一位:

河北省 西灣子 姚良

        二零零三年,只增加了數位地下主教,獲祝聖的人數顯著下降。至此,總共有八十二位地下主教接受祝聖。至於政府持續不斷干預主教的選拔和祝聖,可能導致中國天主教內的團體重新評估形勢,亦促使他們立意進行新一輪的秘密祝聖;情勢在教宗二零零七年發表了《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之後依然如是。


「八點指示」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萬民福音傳播部傳流了一份文件,引發無休止的討論。這文件是在另一份稱為《十三條》的文件後出現的。據稱《十三條》是范學淹主教撰寫的,內容記載了一些在教義和紀律上的評論。同樣地,文件使尋求方法與政府達成諒解的人與支持強硬路線的人之間的立場和衝突惡化。

        並非所有人都歡迎「八點指示」。這份文件觸及要害。各項評論察覺到,文件中沒有任何地方顯示是出自聖座;它不是印在官方信箋;既沒有日期,也沒有任何教廷官員簽署。這當然不是解決紛爭的最佳方法,即涉及神學議題和政治含意的紛爭。事實上,它維持了好幾年。甚至連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七年發表的《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也沒有達致那個目標。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一九八九年發生了很重要的事件。地下主教長久以來夢想成立一個有權威的組織,能夠代表全國的主教,能夠擔當領導工作,以回應時代的挑戰。

        最可能擔任領袖的人物,就是劉冠東主教。劉主教生於一九一九年,並於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由周方濟主教祝聖為主教。劉冠東身為易縣教區主教,一直與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他是廣為人知的權威,但不斷受到警方監視)接觸。劉冠東不斷奮力爭取揀選和祝聖地下主教,人數至少與愛國的牧者相等。

        主教們長久以來夢想召開一次全國主教團會議,只有那些與教宗和普世教會明顯共融的主教才可成為會員。他們認為,擁有一個正式的主教團,便表示處於有力的位置,在未來北京與羅馬之間任何交往中獲得真正的代表權。他們擔憂信息不足的教廷官員會把對整個天主教信仰的忠誠來交換一些未確定的自由。

        自從一九八九年首幾個月以來,他們要求羅馬准許成立中國大陸主教團。聖座一方面承認他們的請求是重要的,並讓他們在有關議題上自由決定,但另一方面卻要求他們重新考慮此舉是否「適時」。主教們於是決定行動,並於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在陝西省西安市不遠的張二冊村召開會議,成立他們的主教團。他們並不是天真,他們知道主教團雖是一個象徵行動,但是值得成立的。他們也知道要付出代價,並且已作好準備。當日約只有十五位主教和神父出席,但他們聲稱代表其餘五十位可能基於健康理由或遭軟禁而未能出席的主教。

        在幾周之內,所有出席會議的人士遭當局逮捕,並被判監禁或「勞改」。


本篤十六世的《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

        在若望保祿二世任教宗後期,有關方面覺得是時候向中國教會傳達一個強烈而清晰的訊息,觸及某些迫切和重要的議題,尤其集中於選拔和祝聖主教,但同時呼籲各方迅速行動,尋求彼此修和。當務之急是做有意義的事和說有意義的話,不要再玩文字遊戲。

        聖座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完成了一篇可以理解為信仰共融的文本,人們在其中可以感受到和看到自己參與負責任地回應天主。

        教宗本篤十六世想親自簽署該信。信上的日期是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儘管它在一個月後才發表。一如在其他類似的情況,各方對該信的反應是複雜的。但筆者認為,該信就某些熱門議題表達十分清晰的立場,尤其在有關愛國會的本質上,稱之為與教會「無關」的機構。教宗的信也煞費苦心地澄清主教的角色,選拔和祝聖主教的意義。

        各種結果湧現,但有時未有覺察到信函的屬靈性質。其實該信激勵希望,提醒整個教會,它的存在是出自基督的心。


結論

        中國的天主教會經歷了扣人心弦的二十世紀後,仍在療養傷口;在那段日子,教會的根基因無數的信仰見證而更趨鞏固。這些見證從各方訴說徹底跟隨基督和勇於見證基督的故事。故事同時包含令人沮喪的恐懼和屈服,還有昔日努力的改變和堅持,也有政府實施暴力,未能尊重公民的故事。

        「地下」運動仍活躍,並吸引信徒的參與,或許在理解「另一」營陣的意見和意念方面更為啟發和忍耐。愛國者和忠誠者在一起,便能夠看到爭論和不贊同官方路線的理由。

        除了拒絕「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個不能接受的「教義」,以及隨之而來干預撰拔主教的行動外,也要面對其他問題。共產黨的領導層在政治的領域必須受到尊重和接納,但這跟宗教問題毫無關係,因為宗教的「主權」就是福音。主教們和個人不可以純粹因對這議題持不同意見,便遭到革除職位。

        同樣地,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也不能被說成天主教會的最高和主權機構。

        前面的路仍是漫長的,或許是曲折的,雙方達成協議的過程是漸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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