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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2年 春季號 第32卷 總第164期 傳教會來華百年回顧

聖言會及其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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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安東著 陳愛潔譯
  

在史泰爾(Steyl)的開端

        當德國明斯特(Munster)教區司鐸楊生(Arnold Janssen, 1937-1909)神父看到自己面對教會的傳教召叫,以及德國教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這召叫的實質回應,他感到十分慚愧,因為相比其他國家,德國在追隨這召叫、到遙遠大陸傳播福音這方面做得很少。正當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已設立機構,以計劃及實踐教會的具體傳教任務之際,德國的教會卻沒有類似的組織。楊生神父感到有責任行動,並勇敢地決定建立一個傳教機構,培育聖召,好讓日後派遣傳教士。他的意向是派遣傳教士,尤其到中國,因為當地有大量非基督徒,是最迫切需要宣講基督救恩喜訊的國家。儘管前面困難重重,楊生神父卻絲毫不感到沮喪,反而完全信賴天主的召叫,深信上主的助佑,並懷著堅持不懈的精神實踐他的願景。他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由所謂「文化衝突」(Kultur- kampf 即普魯士與羅馬天主教會之間在一八七一至八七年間的特別爭端)形成的政治局勢,就是不容許在德國境內成立任何傳教機構。因此,他選擇了就在德國邊境後方、屬荷蘭國土的小村莊史泰爾(Steyl),作為設立傳教機構的地點。當時,有些教會人士對他的願景非常感興趣,可是他們也十分懷疑他是否實踐這願景的適當人選。他們頗懷疑他所用的方法,甚至預測整件事情最終會失敗收場。其後,一八七五年九月八日,楊生神父與三位成員,以頗為樸實的安排,在眾多懷著友善卻又懷疑目光的聖職人員及信友的見證下,正式成立「聖言會」和他們的首間傳教修院。

首次在華傳教經歷

        以後發展的結果充份證明了楊生神父的計劃是正確的。他透過多份自己經辦的雜誌作出傳教的呼籲,而天主教徒的反應是極之慷慨的。有很多來到史泰爾。一八七九年,他可以派出首兩位傳教士,就是安治泰(Johann Baptist Anzer)神父和福若瑟(Joseph Freindemetz)神父。他們二人被派往中國;這是安治泰神父對自己的傳教事業的首個選擇。兩位傳教士首先在香港開始在中國人中間生活和實行使徒工作。他們在香港生活了兩年,然後前往中國大陸。

        與此同時,在羅馬,傳信部和聖言會總會長達成協議,山東省南部於一八八二年交由聖言會接管,作為傳教地區,而北部則繼續由方濟會士管理。這是一個面積廣大的地區,人口有九百萬。可是,只得三個村落有天主教徒,總共是一百九十五人,其中一百五十八人住在坡里莊,而新來的傳教士就在這裡建立他們的宿舍。兩位傳教士懷著極大的熱誠展開他們的使徒工作。二人中的安神父不久之後成為主教,而另一位,即福若瑟神父,則於二零零三年獲冊封為聖人。

        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有相當多的年輕傳教士由歐洲前來,加入這兩位聖言會傳教士的行列。因此,儘管山東南部的傳教區面對重重困難和失敗,仍得以迅速發展。該地區劃分為不同的代牧區和教區。一九零五年,楊生神父於一八八九年創立的聖神婢女傳教會首批修女抵達山東,在學校、醫院、孤兒院和老人院等地方開始她們的傳教工作。不久之後,聖言會也開始發展本土修女的培育工作,例如:揚州教區韓寧鎬(Augustin Henninghaus, SVD)主教於一九一零年創立的聖家獻女傳教修會,或後來中國籍田耕莘樞機於一九四一年創立的中華聖母女修會。傳教士安裝了一台印刷機,出版很多宗教的宣傳資料。他們也開辦中學和醫院。

        修會逐漸能夠接管其他傳教地區。一九二二年,他們接納了有關方面的提議,擴大他們的傳教領域,並向西面遷移到甘肅省。數年後,即一九二八年,新疆和青海,以及寧夏西部等地列入甘肅西境代牧區,而聖母聖心會自一八七八年以來就在甘肅西境傳教。這些地區幅員廣大,過了一些時間,便分為不同的代牧區和監牧區。一九四六年,蘭州成為總教區,新疆和西寧則仍是宗座監牧區。只有八位傳教士分佈在如此遼闊的地區,照顧五個傳教中心。由一九五零年起,再沒有來自這些地方的報告,到了一九五四年,最後一批外籍傳教士必須離開中國。一九四五年,兩位國籍神父遷居當地,負責照顧信友。

        聖言會第三個有多位傳教士服務的傳教地區,就是華中的河南省。聖言會應傳信部的要求於一九二一年接管「豫南代牧區」和「豫東代牧區」的部份地方。他們首先派遣了幾位傳教士到河南,加入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活動,但其後獲分配信陽縣作為他們的傳教地區。在北境,按衛輝宗座代牧的要求,並在傳信部的同意下,豫南代牧區於一九三六年成立獨立的新鄉監牧區,由聖言會負責牧民照顧,米幹(Thomas Megan)主教出任宗座監牧。

        新鄉監牧區迅速發展,然而,在一九四一年後的中日戰爭期間,與德國籍傳教士一起並肩工作的美國籍聖言會傳教士遭隔離。傳教活動所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但仍可以繼續。這情況維持,直至德國籍傳教士,包括十七位神父和五位修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即在一九四二年遭隔離。一九四六年,他們再次獲釋。同年,信陽成立為教區,中國聖統制也在當年建立。在一百三十八個有管轄權的地區當中,有二十個成立為總教區,七十九個為教區,其餘則保留為監牧區。然而,隨著內戰的進展越來越有利於共產黨,外籍傳教士和他們的信徒逐漸完全受共軍控制,開始遭受迫害、被囚禁和驅逐。雖然有本土司鐸留下來照顧信友,但他們人數太少,未能解決當前的牧民需求。

        聖言會在山東南境開始傳教工作時,已特別強調培育本地聖召。一八八九年,安治泰主教已經祝聖首兩位國籍神父。到了一九五零年,有一百一十位本土青年通過兗州修院的培育課程,終於晉鐸成為教區聖職人員。除了他們之外,聖言會在一九三零年開始接納本地華人入會起計,共有十一人加入他們的行列。一九三四年,他們也為國籍修士開設初學院。直至一九四九年,總共有十一位國籍神父和十四位國籍修士成為聖言會會士。其中最傑出的,就是田耕莘;他獲委任為山東省陽谷宗座代牧,後來出任山東省青島教區主教,並於一九四六年擢升為首位華人樞機,同年獲委任為北京總主教。一九四九年,兗州的修生撤離並送往菲律賓,他們在當地完成教育,另外十二人晉鐸。

參與教育工作

        對聖言會來說,他們面對的一項特別挑戰,就是教宗比約十一世於一九三三年的提議,從美籍本篤會士手中接管北京輔仁大學。這其實十分符合聖言會會祖楊生神父原本的傳教觀念;他認為教育和科學工作應該是修會的傳教召叫和神恩的一部份。如果沒有努力提供大量資金和人才,輔仁大學便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大學要達到可以媲美其他高質素機構的水平,人才是絕對需要的。當時,輔仁大學設有四個學系:文學系(或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教育學。他們沿用美國的觀念,除了大學各學系之外,還在大學校園裡興建附設中學(分男生部和女生部)。一九三五年,由聖言會鮑潤生(Franz X. Biallas)神父創辦的《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創刊號在輔仁大學出版。至於致力培養真正中國基督徒藝術的「北平美術學院」,其起源亦是輔仁大學。

        一九三八年,在宗座代表蔡寧(Zanin)總主教的鼓勵下,「中國司鐸書院」在輔仁大學校園內成立,其宗旨是給國籍司鐸機會,透過參加大學的講課,提升他們的教育程度,並且授予他們資格在天主教學校教書。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所有宗教機構,包括天主教會,都遭受有系統的鎮壓。一九五零年,政府接管大學。一九五二年,對宗教人士的壓迫加劇,所有受聘於大學的聖言會教授和教職員遭驅逐。其後,政府將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及其他專科大學合併。

歷史危機與尋找新機遇

        因此,聖言會在中國大陸的傳教事業,隨著政權的變遷,也突然結束了。修會總務處由上海遷到香港,好能與仍然留在大陸的會士保持聯絡。聖言會傳教士在中國服務於一九四一年達到高峰,有二百九十六位神父和四十位修士。直至一九五五年,他們中的大多數已返回自己的家鄉,或轉到聖言會在五大洲設立的會區。到了一九六零年,只有十四位中國籍的聖言會神父和十位修士仍留在中國大陸。山東南境修院的修生已遷往菲律賓,繼續接受培育和晉鐸。他們在晉鐸之後,開始在馬尼拉的華人教友團體或菲律賓其他地區工作。一九五四年,兩位年輕的國籍司鐸接管聖猶達堂區及附屬中學,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該校發展成為馬尼拉最受重視的華文中學。

        在一九四九年後,聖言會仍可繼續致力於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傳教地區,就是台灣。一九四八年春,兩位聖言會士已經由總會委派到台灣,打聽共產黨一旦在中國掌權,他們有沒有機會把人員從中國大陸遷往台灣。

        然而,羅馬的總會卻猶豫是否採取行動。他們不認為在台灣的傳教工作很有前途,也害怕台灣遲早會成為解放軍的獵物。但是,在歐洲及其他地方,曾經在中國服務的傳教士極力遊說聖言會重新參與在中國的使徒工作,他們終於克服種種懷疑和恐懼。於是,在一九五八年召開的第八屆大會決定派遣傳教士往台灣。三位原本在中國傳教的聖言會士,即賈德良(Leo Kade)神父、陶賀(Alois Tauch)神父和紀福泰(Alois Krieftewirth)神父,往台灣進行初步的聯絡工作。他們拜訪前山東南境陽谷主教牛會卿(當時為嘉義監牧),查詢有關台灣教會的狀況,並了解在嘉義教區工作的可能性。牛主教很高興有聖言會士連同其教區神父一起在教區開拓使徒工作。一九六零年,聖言會與牛主教達致協議,他們接管嘉義縣五個鄉郊地區,以及嘉義市的一個堂區。

        曾經在中國大陸工作的傳教士已遷往世界各地,由於他們有在中國傳教的經驗,所以重新委派到台灣展開富有希望的傳教事業。其中也有一些年輕的國籍司鐸,當他們還是修生時已逃離中國,在菲律賓完成培育。與此同時,在這個位於台灣南部的縣,會士數目已增至超過二十人。在嘉義教區,他們在兩個城市堂區、五個鄉郊堂區及一些傳教站服務。在較南面的地區,即在高雄教區,他們也在非聖言會的城市堂區從事牧民工作。

        除了建立堂區外,他們也立刻承認有需要投資教育。「輔仁高級中學」(原為北京輔仁大學附設中學)設於嘉義市郊吳鳳路的新聖言會傳教中心,由朱秉文神父擔任第一任校長。他們特別強調的另一項使徒工作,就是在台灣中部阿里山周圍的山區工作,為窮困的原住民服務。在該地區,基礎教育水平相當低,年輕人對未來也沒有抱有很大的期望。很多學生透過教會的支持而遷往城市,以獲得更好的中學教育。在這裡,他們可以入住由合資格教育者管理的宿舍,在附近的輔仁高級中學或市內的其他學校上課。他們的想法是為台灣的少數原住民培育有才能的領袖。

輔仁大學復校

        一九六一年,輔仁天主教大學在國籍教區神父、聖言會和耶穌會的支持下,在台灣復校。由於國民黨政府再三要求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所以,自一九五九年後,在台灣的天主教中國主教團指導下,制訂出詳細的計劃。政府甚至預備提供土地作興建校園之用。一九六一年,內政部正式批准輔仁大學復校。聖言會的部門包括理工、外語及民生等三個學院。因此,它延續北京輔仁大學本校的傳統,其宗旨是訓練專家,好能為國家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專長。今日,位於台北市界以外十公里處的輔仁大學,在台灣的私立大學中名列前茅,提供良好的研究生程度的研究課程,以及知名的本科教育課程。二零零二年,三個部門合併為一個行政架構,按照大學的基本宗旨而聯合,以傳遞基督徒傳統的重要價值觀。這恰當地表達出校徽上「真善美聖」的校訓。

        然而,大學正在面對其歷史上最具挑戰的計劃,就是興建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另一項困擾著天主教輔仁大學的難題,就是缺乏足夠的天主教人才代表大學的天主教立場。至於自起初已參與大學的教育工作的聖言會士,則有超過六十位神父和修士,以及多達四十位聖神婢女傳教會修女,都是大學的教職員,其中部份人士至今仍在大學工作。

        除了大學的團體外,還有在台北縣新店(今新北市新店區)設有另一個建築群,包括堂區、會省辦事處,和社區服務中心,五位會士被派到該處,推動不同的傳教、教育及社會活動。

重臨中國大陸

        聖言會常常懷念中國大陸和從前的傳教地區,而且不遺餘力地保持與國籍成員聯絡。隨著中國在一九八零年代推行政治和經濟開放,他們較容易接觸中國。儘管大多數會士曾經在教會受迫害期間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卻不錯過任何機會見證他們的信仰,並在不同地方再次從事牧民活動。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大學的兩位教授放下他們在輔仁大學的教職,被派往北京;他們嘗試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華裔學志》分部,但最後的結果,就是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教授語文。他們二人之一應德國大使館邀請,給北京的德語團體提供牧民照顧,定期為他們舉行彌撒,給他們的子女講授教理。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派遣外籍聖言會士到中國的機會,就是德國政府和天主教慈善機構MISEREOR同意資助在江西省首府南昌市興建一所食品加工學院。雙方同意讓兩位來自輔仁大學的德國籍學者加入計劃的籌備小組,他們負責監督整個計劃的過程,而該計劃將需時十五年完成。然後,學院將交由江西大學管理。來自輔仁大學的兩位聖言會士--物理系的郝思漢(Heinz Hesselfeld)神父和化學系的白熙(Karl Specht)神父免去在輔仁大學的教職,並被派到南昌上任。

        雖然外國人完全被禁止在中國人當中從事任何牧民工作或傳揚福音,但這些神父的臨在正是不言而喻,而且有充足的機會,為前來找他們並渴望更深入認識宗教或尋找生命方向的人給予指導。在他們的學生當中,當然也有些年輕人甚至對於參與聖言會精神和神恩非常感興趣。

        與此同時,首批神父和修士中的大多數已離開中國。然而,他們對聖召的投身,對中國的愛,以及給予這些年輕人的指導,這一切都繼續在他們中間運作,推動他們貫徹會祖聖楊生的願景和福若瑟神父的榜樣並以此來組織團體。

聖言會在香港和澳門的傳教活動

        另一個讓聖言會從小小的開始,發展成為有超過二十位傳教士的團體的地區,就是香港。聖言會早在一八七九年經已開始到過香港。當時,前述在中國傳教的安治泰神父和福若瑟神父抵達香港,並在教區逗留了超過兩年的時間。安神父在修院任教,而福神父則在距離香港市區不遠的西貢區一個小島從事牧民工作。一九四八年則是另一個開始,當時Heinrich Striethorst神父為了照顧大批被中國驅逐出境而途經香港的傳教士,於是定居東山臺。一九六五年,聖言會在距離舊機場不遠的界限街設立總務處。其主要目的是為大批途經香港的傳教士提供更好的服務,並在他們途中添置各種器材,因為這是他們在東亞各傳教地區實踐各項計劃時所迫切需要的。界限街日漸成為一個多功能中心。其中一個功能,就是仔細觀察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和改變,尤其與仍留在中國的國籍聖言會士保持聯繫。至於德國籍傳教士,例如Bernhard Schluter神父,則接管香港德語團體的牧民照顧。曾經在菲律賓傳教的裴德海(Helmuth Peter)神父加入香港的行列,給很多來自菲律賓、在香港尋找工作機會的移民勞工提供牧民照顧。來自愛爾蘭的敖禮敬(Patrick O'Regan)神父在香港聖神修院教授哲學,同時出任啟德機場專職司鐸。

        一九七零年,隨著藍田聖言中學的啟用,進一步鞏固了聖言會的臨在,並由甘百德(Patrick Canavan)神父出任第一任校長。學校證實取得相當成就,因為它解決了大批遷到該區的市民,而當時仍缺乏中學教育的基本設施。隨著有更多來自各聖言會會省及八個國家的青年對香港的傳教工作感興趣,會方在新界沙田開設海外學習中心。這項計劃是為給新來的人提供正確訓練,包括以廣東話作為基本溝通語言的能力。因此,聖言會更加融入香港教區的整體計劃,以及對本地居民和不斷增加的移民所擔當的牧民職務。一九九四年,香港教區把三個堂區交給聖言會提供牧民服務。現時,大部份會士都是來自修會亞洲各會省的年輕人。二零零七年,聖言會在澳門成立另一個團體,在聖若瑟大學從事教學工作,以及在花地瑪堂區提供牧民服務。

海外華人使徒工作

        在過去幾年全球化和人口流動的過程中,海外華人使徒工作變成另一個吸引聖言會注意的活動領域。在維也納、慕尼黑和科隆,曾經在中國傳教的會士成立天主教華人團體,為來自中國、香港或台灣的眾多學生和移民勞工提供牧民照顧。最近,有關方面再三接觸居於台灣的聖言會中華省省會長柏殿宏(Frank Budenholzer)神父,要求提供人員,以回應各地海外華人數目不斷上升所產生對牧民照顧的需求。其中一項要求是來自澳洲墨爾本的天主教華人團體。該團體有超過六百個家庭,也是當地的唯一華人團體。他們現時極之渴望有一位全職司鐸牧養當地的華人天主教徒。另一個請求是來自巴布亞新畿內亞。當地擁有豐富礦藏,中國的資金及人才湧入該地,協助當地人開發礦物。數以千計的中國工人到巴布亞新畿內亞從事採礦工作。由於語言問題,也由於這些工人都是以大夥人一起前來的,所以他們甚少與本地人接觸。這容易在他們與本地人之間導致緊張關係。聖言會省原則上同意從中華省派遣一位會士到巴布亞新畿內亞,因為當地移民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

聖言會中華省與歐洲的連繫

        在歐洲,前文所提及的《華裔學志》研究院於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輔仁大學創立,經過遷往日本和美國的漫長旅程,最後在德國波恩附近的聖奧思定鎮成立永久會址。研究院的宗旨是繼續出版《華裔學志》這份高質素的學術刊物。《華裔學志》是一份年刊,文章以英語、德語、法語和中文刊出,內容觸及與中國物質及精神文化有關的各方面題材和不同階段。年刊在論及中國的宗教、哲學和文化遺產時,特別關注傳教的層面。研究院除了出版刊物外(包括《華裔學志叢書》及《華裔選集》),也舉辦不同題目的展覽和研討會,探討中國及其歷史。研究院圖書館有超過八萬一千冊中文、日文、及西方語文的藏書,可供研究之用,以及三百五十種雜誌、報章和期刊,探討廣泛的學術主題,供到來尋找有關中國及其發展資料的訪客閱讀。

        在一九八零年代,即中國對外開放政治和經濟期間,對於培養與中國溝通及促進中西方文化和宗教交流的需要和渴望上升,「中國中心」於一九八八年成立。中心其實出自於《華裔學志》研究院。成立另一個機構是當務之急。中國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第一,收集中國的資訊,特別強調中國的宗教,和中心的德語刊物China heute. Religion und Christentum im chinesischen Raum(《今日中國》:中國宗教和教會簡訊)。中心與華裔學志研究院緊密合作,出版其他刊物。第二,促進與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台灣及其地方教會對話和合作。第三,探討基督宗教及其他宗教傳統在中國文化領域中的情況。自二零一一年八月以來,中國中心編輯一份網上雜誌《中國宗教評論》(www.china-zentrum.de)。

        中國中心由一些先前在中國工作的修會、機構和教區贊助,共有二十七名贊助人。現任董事局主席是慕尼黑天主教普世牧民事業(Missio)主席艾里克•恩格利(Eric Englert, OSA)神父。執行董事一直由聖言會士擔任。中心位於聖奧思定鎮聖言會總修院的校園內。

        自一九九四年以來,中國中心的其中一項主要計劃,就是進一步培育中國籍司鐸、修女和修生。如果某個教區或修會推薦候選人到德國進修,以獲得學位,中國中心便會嘗試作出適當安排來達致那個目標。學生在聖奧思定神哲學院獲取德國政府承認的學位後回國。最近,一批學生在他們教區的推薦下繼續學業,以獲得神學博士學位。聖言會美國省和波蘭省都為來自中國的學生提供類似的培育課程。

結論

        聖言會於一八七五年創立的時候,其首個焦點是擁有龐大人口的中國。今天,經歷超過一百三十五年的歲月,他們的傳教士在全球五大洲接近七十個國家工作。然而,中國從沒有失去它對聖言會的吸引力。

        隨著在一九八零年代開放,中國在修會的傳教定位中再次成為特別焦點。但是,由於外籍傳教士不再獲准在中國傳教,在中國福傳的使命幾乎完全留給所有勇敢的中國天主教徒,偕同他們的神父和度獻身生活的修女一起,儘管面對種種艱苦和試探,依然決心在大多數非基督徒當中,為基督和祂的愛作見證。聖言會,不管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將遵循它的召叫和神恩,繼續在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分享生活的聖言。因此,修會特別關注在中國本土和海外培育國籍聖召。面對在五大洲都有華人居住的現實,修會也完全意識到它對支持海外華人使徒工作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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