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爵尊榮，流徙半生－－記田于二樞機
陳方中
一、田耕莘樞機的教會背景
田耕莘樞機一八九零年生於山東省陽穀縣的張秋鎮。聖言會士於一八八二年來到陽穀時，只有坡里庄一處老會口，有教友一百五十人。田耕莘的父親田開來是秀才，一八九七年在坡里庄小學教書，不久後領洗入教，但旋即在一八九九年去世，此時田耕莘尚未受洗，要到約三年後才成為教友。一九零四年這位新教友入了兗州的教區小修院，但身體不佳，唸哲學時更是得了肺癆。神學課程將完時院長維昌祿神父（Georg
Weig）在一九一六年命他回家養病，意即不會升神父了，但因中國在一九一七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是交戰國，德籍聖言會士處境不明，這位修士才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九日升了神父。
田神父從副本堂開始做起，服務過近十個縣份，他的肺癆似乎已不再困擾他了。由於工作勤勉認真，他很快升任本堂，兗州主教韓寧鎬很器重他。一九二八年已屆三十八歲的田耕莘申請加入聖言會，次年進入初學階段；在初學院中有德文的教學，但田神父未能把德文學好。終其一生，他與外國神職交流時通常都用拉丁文。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完成初學，宣發了初次聖願。
一九二六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在羅馬為六位中國主教祝聖，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設立國籍代牧區及監牧區成了教廷的既定政策。聖言會傳教的山東南部地區，已有三十多名國籍神父，足夠運作一個新的國籍傳教區了。一九三二年二月，山東西部的陽穀等六縣設立自治區，七月韓寧鎬主教公佈了田耕莘神父擔任此自治區的負責人。田神父原本也不想答應，認為自己臉上有癬斑不夠體面，天資中等又不精通外文，年幼喪父算是孤兒。（註一）但這些理由韓主教都沒接受。一九三二年底，陽穀監牧區成立，一九三三年二月發表了田神父為監牧，但是沒有主教頭銜。
當時華北無甚柏油路，在崎嶇不平的泥濘的黃土路上騎車並不輕鬆。但田監牧並沒放棄騎腳踏車四處奔走。即使只有十來位神父，仍使到一九三七年時教友人數從一萬三千七百人增加到一萬七千六百人；同時在坡里庄還有七十位小修生，在兗州有十九名念哲學或神學的大修生。即在中日戰爭爆發，陽穀監牧區仍有進展，一九三九年陽穀監牧區昇格為代牧區，有兩萬零七百多教友及約七千三百名望教者；田神父也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祝聖為主教。這是田耕莘與教宗特別情誼的由來。
青島原任代牧德籍主教維昌祿在一九四一年去世，教廷考慮到在交戰狀態的中國，不適合任命一位德國主教，遂於一九四二年十月決定召田耕莘繼任。這時的青島代牧區由日人佔領，但樸直幹練的田主教，成功的管理著新的代牧區，繼續騎著腳踏車奔行於丘陵平原間。
二、于斌樞機的教會背景
于斌於一九零一年生於黑龍江省蘭西縣，當時這個關內移民家族尚未接觸到天主教信仰。他的父母早逝，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一九一三年或一九一四年移往海倫縣的海北鎮。這個鎮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陸恒厘神父募集捐款購買土地，憑空而起的一個鎮集，很自然的吸引了貧困的于家前往開墾，也使得于家在海北鎮領洗信教。
一九一九年在齊齊哈爾念師範學校的于斌碰上了五四運動，該校學生也上街遊行，而于斌在這些學生中很自然的成為領袖，接下來成為軍閥政府注意的目標，為避其鋒，于斌回到海北鎮，不久他就向本堂神父提出了修道的申請。
他的家人不贊成他修道，因為已經幫他訂了親；在觀察數個月之後，于斌在家中得到了祖母的支持，神父們也確認了于斌的修道渴望，於是讓他進了吉林的神羅修道院。與其他小修生相比，于斌程度高出一大截，學習拉丁文非常快速，修院的院長不想埋沒人才，於是送他去上海的震旦學院。他在震旦學院將法語修習得非常流利，兩年半就學成返回東北。此時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鼓勵遣送優秀修生至羅馬唸書，表現優異的于斌修士就在一九二四年赴羅馬傳信大學深造。
于斌在羅馬很快就適應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六位中國主教的祝聖禮中，擔任了成和德主教的協助者。于斌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晉升為神父，相信這時他的義大利語也很流利了。一九二九年秋天，他開始任傳信大學中文教授，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兼管梵蒂岡圖書館中文圖書。于斌曾在一九二九年參與梵蒂岡至阿比西尼亞的外交訪問，表現得體，當時的教廷國務卿巴切里樞機（Giuseppe Cardinal Giovanni Pacelli），也就是日後的教宗庇護十二世，曾詢問于斌加入教廷外交官行列的意願，于斌婉拒了，他修道的最主要目的是為了中國教會。
剛恒毅在一九三三年返歐休養，他也認為于斌是中國教會的明日之星，因而推薦他回國擔任公教進行會總監督及教宗代表公署秘書。公教進行會是一種推動教友加入福傳行列的組織。于斌風塵僕僕的在中國各地成立公教進行會分會，田耕莘監牧也於一九三五年在兗州的會議上，首次看見于斌神父。田監牧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上海參加公教進行會代表大會，這個千人參加的大型活動，展現了于斌神父的組織能力及魅力。
南京代牧區在一九三三年劃分為上海及南京兩代牧區，教廷在一九三六年宣佈由于斌擔任南京代牧。很特別的是，于斌的主教祝聖禮是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在北平的救世主大堂（北堂）舉行，由第二任宗座駐華代表蔡寧（Mario Zanin）主禮。這項安排象徵著于斌不只是一個新的國籍代牧主教，他更是中國首都主教。
于斌這位首都主教在愛國心的驅使下對南京代牧區發佈了牧函，這實際也等於是對全中國教友的牧函，名稱是「為蘆溝橋事件告南京所屬教胞書」，內容的重點有二：祈禱和平、準備應戰。
于斌對所謂「政治問題」的看法，是與大部份主導中國教會的外籍傳教士有差異的，這些傳教士多半持「不干涉政治」或「中立」立場。既然中立，一些外籍傳教士就認為于斌政教不分。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也發現了于斌的愛國心與能力，據說蔣委員長就稱于斌是「我們的主教」。
這位「我們的主教」在抗戰時期做了兩件在教會內被議論的事。第一是協助國民政府從事國民外交，國民外交具有私人性質，經查一些信件檔案，其實于斌從事這些民間活動背後有政府資金補助。但這個舉動引起的議論是有正反面的，教廷中也有于斌的支持者，甚至教宗庇護十一世及接任的庇護十二世都沒有批評過于斌的愛國行動。第二是于斌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結束旅歐返抵國門時，沒有回到日軍佔領下的南京而是到了國民政府所在的漢口，以後隨國民政府到重慶設立辦事處。這時的于斌因其支持國民政府的立場，可說是戰時政府的首都主教。
一九四二年六月國民政府宣佈與教廷建交，一九四三年一月首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抵達梵蒂岡。在整個過程中，于斌扮演國民政府與教廷間溝通者的角色。抗戰時期的于斌主教有四次往歐美從事國民外交。他在美國紐約開辦了《英文中國月報》（China Monthly），後期又在華盛頓特區設立了「中國文化學院」（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教廷同情于斌不能返回南京的處境，在一九四四年命他署理四川的嘉定代牧區。
三、田耕莘樞機
一九四三年十月教宗庇護十二世在梵蒂岡接見了謝壽康公使，與其長談一小時，希望「將來中國主教，改由中國司鐸升任。」一九四四年九月于斌往訪教廷時，和謝壽康談及中國籍樞機的可能性。雖然樞機只是榮銜，但在其本國常是一國教會之首席，且此時亞洲各地教會並無樞機，若在其中任命一位，毋寧是二十世紀教廷持續推動建立本地主教，再一次的象徵性行動。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消息公佈，教宗選擇了青島主教田耕莘，為第一位亞洲及中國樞機主教。當時羅光任駐教廷使館顧問，親身參與其中的公私運作，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寫了一封信給于斌，信中這樣寫的鼓勵于斌「南京主教尚年輕，他日當選之機會正多。」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田樞機晉見教宗。二月二十日教宗授予樞機小紅帽，三月三日接受拉達路（Via Lata）的聖母堂為在羅馬的座堂。隨後中國聖統制的建立，亦歸功於田樞機的提出申請，但實際上事前蹉商是由中國駐教廷使館、以于斌為首的一批中國神職以及教廷官員共同商議許久而成。因此田耕莘只是躬逢其盛。
中國聖統制按照中國行政區劃分，將中國分為二十個教省，每一教省設一總主教。一九四六年三月底，田樞機代表眾人向教廷表達，希望南京、北平、漢口、廣州四個總主教由中國人擔任，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成立中國聖統制的命令中，只公佈了于斌改任南京總主教；教廷於五月十日才公佈由田耕莘樞機擔任北平總主教。對田耕莘而言，這是合理的安排，身為中國樞機，他的教區位階至少應和南京一樣。七月十八日，原保定主教周濟世轉任南昌總主教，因此在二十個總主教中，教廷將北平、南京、南昌給了中國人。
田耕莘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回到上海，受到比在羅馬更熱烈的歡迎，國民政府方面此時才與這位中國樞機第一次見面。相關的拜會活動多由于斌安排及陪同。其後田樞機趕回青島轉赴北平，在六月二十日接下北平總教區。這應是當時中國教友人數最多的教區，有二十五萬教友。
這位樞機按照他已有的教區經驗治理北平總教區，但他此時已有樞機的高度，更讓他直言無諱。方若翰神父在《田耕莘樞機傳》中，說他對一些外籍傳教士有所批評，他也更換了許多人的職務，「這種轉變也帶來緊張和不諒解。」同時和許多傳統的主教一樣，他親手控管經濟事務。在教會外，更大的問題是國共內戰。現實的處境是一九四七年就因內戰引發了嚴重的難民潮，如何處理難民，變成了田樞機面對的難題。
四、流放
田耕莘在一九四八年六月離平赴滬，理由是治病，他的心臟逐漸不堪負荷，又有白內障及青光眼；他在離去前，指定獻縣教區的趙振聲主教為代理，與總教區的副主教李君武共負管理教區之責。在他離開北平之前一年中，中共日益擴大的控制區域，上百名神父修女被捕，在田耕莘看來，未來局勢是悲觀的。田樞機在上海聖言會會院暫居時，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iri）在北平卻公開發表談話，聲明所有的主教、神父，甚至神學修士都應堅守崗位。這是教廷的一貫決策，教宗庇護十二世自己本人在德軍佔領羅馬時，就是這樣做的。黎培理自己也是如此。
一九四九年二月耶穌會的蒲敏道神父告訴田耕莘，教廷多數人贊成將神哲學修士撤往安全地帶；但另一方面，好牧人應該堅守羊群。筆者所認識的許多老中國神父，正是在這期間撤往歐美的神哲學修士。但田耕莘這時住在香港道明會的會院，心中痛苦猶疑不定。一九四九年十月，國民政府派飛機在香港接田樞機至台北，田樞機也決定去，在啟程前一晚教廷在香港的代辦葛禮耕神父來看田耕莘，宣佈教廷禁止他去台灣，並說他應待在健康恢復後，回到北平。方若翰神父說，田樞機此時留在香港之心有些動搖，有人給他送來到天津的船票。但因朋友的勸阻，他寫信給周恩來也未獲回信，才暫時打消回北京的念頭。
一九五零年十月，田樞機在羅馬參加聖母升天定為當信道理的典禮，隨後轉往美國芝加哥郊外泰克尼（Techny）聖言會的會院，作為他以後八年的隱居之所。
于斌在抗戰結束到一九四九年間，四年中也有歐美的「國民外交」行程。他在國內時也有許多非教會行程，又要替全國各教區服務，剩下不到一年半時間在南京教區，難怪一些教區神父抱怨他們的主教外務太多。大概到一九四八年底，于斌判斷國民政府已屬強弩之末，其時已有撤退南京教區年輕神父及修士的計劃，但黎培理不准，他亦無可奈何。其時他又奉蔣介石總統及蔣夫人之邀，赴美作遊說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在美國聞中共即將渡江，急電龔士榮神父率年輕修士出逃，他們這一群神父修士搭上一艘自上海往廣州的貨輪，臨時轉往基隆靠岸來到台灣。
由於于斌公開為國民政府奔走，因此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即宣佈視于斌為戰犯，意即若于斌回到中國，會立刻被監禁牢中。在這情況下，要求于斌回到南京是沒有意義的。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底，于斌來台，得到台北監牧區陳若瑟監牧的歡迎。這時于斌突然接到教廷通知，命其立即離開台灣，其時或許于斌亦被命令回到台灣以外的中國，因為于斌曾寫信給羅光，告知他在結束年底南美之行後，將返回雲南或四川工作。但國民政府迅速潰敗，于斌連雲南或四川也去不成了。教宗於是准許于斌在美國居留。于斌得到史培爾曼樞機的邀請，在紐約從事「皈依中國人的工作，特別是知識階層。」一九五零年七月他到羅馬朝聖，然後往西班牙協助推動中華民國與西班牙復交。一九五四年西班牙政府以敦促邦誼，贈于斌「聖雷孟柏納福大綬勳章」。
一九五四年二月，于斌以國民大會代表的名義來到台灣參加正副總統選舉。回程返美前，于斌先經韓國漢城拜訪好友韓國總統李承晚。一九五五年于斌的行程更多，二月去了菲律賓，一個半月後去了越南。在短暫回美後，十一月于斌五度往訪西班牙，然後到了西德，拜會西德總理艾德諾（Konard Adenaur）。這些行程中穿插了一些宗教活動，但泰半是政府支持的「國民外交」。
教宗庇護十二世對這些過多的「國民外交」很有意見。一九五六年八月，于斌透過中華民國駐教廷使館申請到參加一個在羅馬舉行的主教避靜，但活動結束後卻未能與其他二十餘位主教一起覲見教宗。教宗此後對于斌下了更明確的禁令，不准其離美。當于斌一九五七年困守美國時，教廷卻准許了田耕莘來台。事前有傳言稱田耕莘準備回中國大陸，雖然田樞機一再否認，但此話出自於田耕莘身旁之人，可以猜想具一定的準確度。田樞機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三日抵台停留兩個月，他演講精采或許不如于斌；但以樞機的身份，全台灣教會及政府對他的歡迎，則與于斌無異。其中在九月二十二日三軍球場（按：位於總統府對面）舉行的中興彌撒，號稱有萬人參加，是一九五零年代台灣教會的第一盛事。田樞機離台後前往羅馬，在聖言會的總會院中撰寫訪台報告，庇護十二世在一九五七年底接見了他。
五、在台灣的新生活
一九五八年十月庇護十二世去世時，田耕莘也因車禍躺在西德的醫院裡。他手臂及肩胛骨骨折，認為自己大概不能參加新任教宗的選舉，但各方敦促他參加的信件不斷來到，認為他是傳教區的第一位樞機，應該盡量把握這難得的機會，於是他勉為其難的赴會，樞機會議最終選出了若望二十三世為新任教宗。
若望二十三世決定讓流亡的田樞機和于總主教都到台灣來，這看起來不同於庇護十二世的決定，其實背後並無差異太大的對華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共的宗教政策並未因教廷的小心翼翼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在此時刻將兩位中國教會領袖放在美國，怎麼看都不合理。但要讓這兩位教會領袖到「自由中國」的台灣，必須要給他們適當的位置。教廷於是決定請台北的郭若石總主教讓位，由田樞機接任。但田樞機的北平總主教頭銜仍然合法，因此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教廷只能任命田樞機署理台北總教區，這是田樞機第二次得到原來的總主教讓位。此時他已六十九歲，一目已盲，一臂骨折，復有日益惡化的心臟宿疾。他在離開美國前，鼓勵已經在美國開始工作的華人神父們放棄在美舒適安逸的生活，和他一起來到「自由中國」。于斌則獲得了準備復校的輔仁大學校長的身份，教廷當時將輔仁大學的復校當成是重建中國教會思想堡壘的重要工作。
一九六零年代是台灣教會成長的高峰期，教友人數增加到三十萬人，欣欣向榮。但這些成就大部份說不上是田樞機的功勞，在他之前十年中各個曾在中國傳教的各修會，帶著他們充足的人力及財力，經過與郭若石總主教的簽約，開闢一個個堂區。田樞機在台北總教區大致上是蕭規曹隨而已。其次，他擔任台北總主教時正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召開之時，再加上為教區各項事業籌募經費，一年中在國外活動時間甚多。第三，田樞機確實是老且病，精力日漸衰弛，他雖盡力從事，但已有些力不從心了。
對于斌總主教來說，輔仁大學校長是他在台灣立足的身份，但他的活動能力是遠遠超過校長層級的。在他的記事本中可以看到，他到輔仁大學處理校務的時間有限，他的主任秘書龔士榮神父忠心的幫他處理各種瑣事。于斌在台北社交圈有令人難以想像的各種人際關係和活動，蔣夫人日後擔任輔仁大學董事長，就是此種人際關係的結果。于斌在美國紐約的「中美聯誼會」此時繼續運作，大致上一年中于斌也有數月在美，繼續從事他的國民外交。他和大量美國政界人物關係友好，包括其後在一九六一年擔任眾議院議長的麥考邁克（John McCormack）。此時他在美國又成立了「亞洲演講團」（Asian Speakers Bureau），四處演講宣傳反共思想。他也和羅光一樣，當選了梵二會議委員會的委員，必須常到羅馬開會。
六、田樞機逝世與于樞機被選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田樞機發生了嚴重的心肌梗塞，在榮民總醫院住院六周後，轉往嘉義教區虎尾的聖若瑟醫院休養，從此不復回到台北。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安童儀（Ildebrando Antoniutti）樞機主教訪台，特別到嘉義去看望田樞機。田樞機口頭向安特使表示請辭台北總主教，但正式的辭職信一直沒有寄到羅馬。他正式辭職的日期一說在一九六五年底，一說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五日。無論如何，教廷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宣佈田樞機辭職獲准，同時宣佈由台南主教羅光接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田樞機逝世於嘉義聖瑪爾定醫院。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Luigi Accogli）請于斌往使館一晤，因為一九六八年三月于斌曾心臟病突發，故艾可儀兜了幾個圈子後方說出教宗任命于斌為樞機。教宗在此時發出這任命，首先因為于斌是大家公認的中國教會領袖；其次，在一九四六年，就有不少人為于斌抱不平，認為應是由他膺選樞機；而于斌其時仍有強大的活動力，教宗挑選于斌是順理成章之事。
保祿六世和庇護十二世一樣，都是有全球視野的教廷外交家，但和庇護十二世不同，他比較沉穩內斂，對弱小國家更具同情心，按照多年與其來往的羅光意見，保祿六世很能了解于斌及田耕莘無法回到自己教區的理由，基於于斌對中國教會及普世教會的貢獻，授予樞機是還他公道。
保祿六世在現實外交中，也很注意平衡性。他雖然譴責共產主義，但他也正視其長期存在的事實，因此他在一九六四年後就主張與共產國家「對話」，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在內。但在期望與中共進一步交談之前，保祿六世同時維持並增進與台灣的中華民國的關係，因此他在一九六六年底將駐華使館由公使升為大使。到了一九六八年他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要求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讓中共加入聯合國。于斌獲任命為樞機，也可被認為是此種平衡外交的一部份。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于斌搭乘飛機前往羅馬領受樞機紅冠。在他的記事本中找到了他在飛機上寫的一首詩，其中最後四句是：「宗座寬仁不我棄，戰慄惶恐感恩隆。弼教救人視唯為，虔祈母佑主寵豐。」可以看出于斌想起他神職生活的經歷，心中充滿了感慨。
七、于斌樞機的弼教救人及挫折
擔任輔仁大學校長的于斌並不順遂，各個辦學單位之間以至辦學單位之內意見爭執甚多。于斌升任樞機後，正好給聖言會及耶穌會一個擺脫于斌的理由，因為樞機位尊，大學校長位置太小了，他只適合當「教廷監督」或「董事長」。這兩個修會的想法得到教廷駐華大使艾可儀的支持，於是在一九七零年發生了逼于斌辭去輔大校長的事件，但在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及蔣夫人的干涉下，教廷推遲了于斌辭職的命令，於是于樞機才能繼續擔任輔大校長。
此時期世界各國基於經濟及政治利益，先後承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宣佈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協助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國際地位是于斌此時期「國民外交」的重點。他在一九六九年升任樞機後，回台灣前先繞道美國及加拿大。在麥考邁克的安排下與尼克森總統會晤，希望美國能堅持反共。但事非人願，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席位。于斌在記事本載道：「國恥紀念，……盡人事，聽天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于斌樞機是「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他相信基督信仰是與中華文化相合的，天主給人的恩寵並不因接受基督宗教較晚而有所差別。他所訂定給輔仁大學的校訓：「真善美聖」就是這信念的寫照。他升任樞機後推動「祭天敬祖」，成為台灣天主教的一項特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于樞機依依不捨的將輔仁大學校長的職務交給了羅光總主教，突然得到了保祿六世去世的消息，於是出發到羅馬參加新任教宗選舉，計畫遊說眾樞機選出一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教宗，但他勞心勞力之下，在八月十六日心臟病突發去世。他去世時教宗尚未選出，形式上說于斌也有被選資格，因此其喪禮形式和教宗一樣，同時有九十三位樞機主教參加了他的喪禮。即使是去世，于斌也是如此耀眼。
八、結語
雖然這兩位樞機看起來有很大不同，但他們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是十幾歲領洗的新教友；一般來說，這樣的教友很少能獲准接受神職培育，更別說獲得高位。他們雖然一耀眼、另一內斂，但在天主教本地化的立場上，都真心服膺剛恆毅及雷鳴遠的見解。于斌雖然常遭外籍教士批評，但他與田耕莘都能與外籍教士共事合作。他們也都因為反對共產主義，在一九五零至六零年代，支持帶有獨裁色彩的國民黨政府。
另一方面樞機身份在教會內雖極為尊榮，但這兩位樞機都並非無缺點之人。他們遠離教區雖屬情有可原，但在他們內心深處則莫不時有揪心之痛。于樞機固然能力超群，但過多的政治關係及人際活動，是一直被部分教會內外人士批評的。于樞機的另一大缺點是開始了許多大計劃，但經常用人不當或陷入財務困境。反過來說，在世時常有爭議的于樞機，在他過世三十四年後，我卻在眾多年長的中國神職中，得到了眾口稱譽于樞機的印象。在信仰的標準中，他們早就忘記那些失敗的事業，只記得他們無私奉獻的動機。
施予仁（Bartley Schmitz）神父是田樞機的英文秘書，在一本以照片為主的田樞機的書中，他撰寫了一段給田樞機的頌詞：
是的，你沒有特殊的才能，
但你成為輔仁大學的促成者及董事長。
你也沒有語言的天才，
卻能給千萬人深刻的印象，使他們感動，深深銘記神的「真理」。
你不是個創造者，……
你不是世人所榮譽稱頌的外交家，……
你不善於言辭，……
你開始是一位鄉村傳教士，……
你受苦於閃光燈，……
施神父所有意無意間描述田樞機的弱項，正正是于樞機的強項。但施神父意在以凡人的軟弱，來展現天主的剛強。在這兩位教會領導人中間，不管生前或是死後，這些比較其實經常出現，但我們能比較伯多祿和保祿嗎？漁夫與飽學之士在天主手中的重量是一樣的。施神父的最後一段話，為這兩位流徙一生的中國樞機都適用：
你立志一生為天主服務人群，
如今，你同受苦的主耶穌基督在天國享受永生。
註釋：
註一：田樞機特徵之一是臉上時常紅一塊、白一塊；另外當時教會選擇神職人員時，經常不考慮孤兒身份者，多半希望來自老教友家庭。 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