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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5年 秋季號 第35卷 總第178期 聖神研究中心35週年展望




近十年來中國宗教工作的評檢──從「四個必須」到「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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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涉及宗教政策的重要文件,主要是1982年的「十九號文件」,1991年的「六號文件」,及2002年的「三號文件」。上述文件均是在三次重要的全國統戰工作及宗教工作會議後頒佈。「十九號文件」是鄧小平時代重新理解宗教工作的文件,全面界定文革後中共宗教工作的方向及重點。而「六號文件」及「三號文件」,則為江澤民時代的產物,反映中共第三代領導對宗教問題定位的演變。值得留意的是,在胡錦濤執政十年,只在2006年7月召開了第二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而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則從2007年起改為每年召開。期間中央並沒有任何重大標誌性的宗教政策文件公佈。

從「四個必須」回望

        2015年,習近平再次召開統戰工作會議,且將名稱由「全國」改為「中央」。就現時掌握的資訊,宗教工作雖然並非是次統戰工作會議最重要的內容,但習近平在講話中,也闡述對宗教工作的指示。在他重申「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時,提到四個「必須」:(一)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二)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三)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及(四)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註1) 其中「中國化」及「辯證」的概念,均是中央領導人對宗教問題的首次闡述。有消息指出,隨著是次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召開,中央亦正籌備較高規格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進一步宣示習近平對宗教工作的定調。

        隨著近年多起涉及宗教的事故,特別是浙江強拆十字架運動,令許多人均關注中共的宗教政策是否有新的調整。習氏指陳的「四個必須」到底是反映了一種全新的管理宗教思維?還是跟過去的宗教工作,仍維持若干的延續性?

        現任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2012年曾在《人民日報》撰文,回顧了十年來中國宗教工作的「著顯成就」:(一)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切實維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二)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理,不斷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準;(三)推動解決重點問題,有效維護宗教領域正常秩序;(四)大力支援宗教界加強自身建設,積極促進我國各宗教健康發展;(五)積極引導宗教界參與國家建設,努力發揮宗教界的積極作用;(六)切實加強同港澳地區宗教交流,不斷密切宗教界的聯繫;(七)積極開展宗教對外友好交往,全面展示我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註2) 我們可以將他總結的七點,歸納為宗教工作法治化、宗教發展秩序化、宗教作用和諧化及宗教政策「自由」化四點,藉此檢視2002年3號文件頒布迄今,中共在宗教政策上的重點。

宗教工作法治化

        早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共已開展宗教立法的探索與實踐,特別是各地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到2005年首部全國綜合性的行政法規《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成為宗教法治化工作的重要標誌。(註3) 正如王作安指出,為了落實《宗教事務條例》,國家宗教事務局制定了一系列的配套規章,(註4) 令宗教工作基本上實現「有法可依」。其實,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是中央「依法行政」大方向在宗教領域的落實。誠然,「有法可依」比「無法無天」時代或「人治」進步,不過,這種進步,如果只在依法行政的技術層面取得保障,但卻未能在核心價值上有所突破的話,「有法可依」只是「『依』法治國」,甚至是「『以』法治國」(rule by law)的表現,跟「法治」(rule of law)仍有很遠的距離。質言之,習近平強調的「必須提高宗教法治化水平」,其「法治化」只是為黨國管控及規範宗教,做到有「法」可依,以「法」行事,宗教界的合法權益是否能在法律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仍是值得商榷的。

        事實上,近年中國政府在處理宗教問題上,明顯地將其中的「宗教」因素淡化,而突顯其中的「法律」問題,並且將宗教不能「違法」、宗教不在法律以外等理由高調宣示,作為合理化規管宗教的依據。最近浙江省以宗教違法建築名義來強拆省內教堂的十字架,便充份反映這種取向。(註5) 至於強拆過程中當局如何不遵守法律,並且以粗暴方式來行動,宗教界合法權益完全被漠視,在在反映出當局對「法治」的理解與實踐。宗教工作「法」治化,更多體現的是傳統中國「法」家化的精神,是宗教工作以「法」加強管「治」化的實踐。

宗教發展秩序化

        王作安在文章中提及要解決宗教工作的「難點」,藉此實現宗教領域的「正常秩序」。換言之,「難點」是宗教領域「不正常」的亂象。那麼,他指的「難點」是甚麼?這包括亂建寺廟、濫塑露天宗教造像現象;伊斯蘭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蔓延;天主教的境外勢力;基督教私設聚會點及校園傳教等等。值得留意的是,上述的「亂象」,部分又跟「宗教滲透」聯繫起來,成為「抵禦境外宗教滲透」的重點工作。

        要實現宗教領域的正常秩序,除了上文提及的以「法」治理外,便是推動中國宗教的「健康發展」。王氏所指的「健康」,主要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並讓各宗教的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新闡釋。同時,要加強愛國宗教力量的培育,壯大愛國宗教教職人員隊伍的骨幹力量。

        事實上,宗教領域的「難點」可說存在已久;但導致上述「難點」的原因極其複雜,且涉及中國宗教管理體制未能追上宗教發展新形勢的根本問題。如果不從管理體制上作創新與變革,而仍循舊有規範入手,甚至動輒將問題歸因於境外勢力滲透,實無助解決問題。如今,習近平指出宗教工作「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只不過是為宗教教規教義的新闡釋,在「中國化」的名義作重新包裝。而「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也是順著愛國宗教力量的既有方向,並且更關注到如何加強對中青接班人的工作。不論是秩序化或健康化的概念,反映出中央仍視宗教問題為一失序的局面,有待加強管理及重新規劃的心態。

宗教作用和諧化

        打從中央在2004年提出建構和諧社會的口號與目標以來,宗教如何促成和諧社會便成為討論的焦點。(註6) 表面上,這反映出黨國肯定了宗教在社會及國家建設方面的「積極」作用,這比過去誇大宗教的負面影響及反動本質來得進步。但是,當宗教的作用完全被置於「和諧社會」的框架下時,實際上仍是對宗教的價值作出不同程度的制約與防範,將宗教對社會問題的批判性「河蟹」(和諧)化。

        即或近年中央鼓勵宗教界從事公益慈善活動,但其角色僅限於扶貧、濟困、救災、助殘、養老、支教、義診等層面,這仍是一種個別與項目式的慈惠工作。中央對宗教非政府組織(Faith Based Organization)的角色,仍然有許多限制。(註7) 歸根咎底,黨國只期於民間組織在其容許的範疇下發揮慈善功能,對真正具民間性的民間組織及公民社會,仍然充滿戒心;擔心民間組織的獨立與自主,會對執政黨構成潛在威脅。這種國有化民間組織(即GONGO現象,Government Owne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企圖,實際上只會瘦化了宗教在社會的功能。質言之,習近平強調「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其「辯證」即指在發揮宗教對社會的積極作用的同時,必須加強防範宗教的負面性。儘管中央鼓勵宗教慈善,但也必須在這種「辯證」關係下來作規範。

宗教政策「自由」化

          這裡所指的「自由」化,在文法上是「形容詞」而非「動詞」,並不是指中國宗教政策朝自由開放的方向發展,而是黨國在近年致力打造中國政策充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形象,並全面反駁各種針對中國宗教自由狀況的「誣衊和攻擊」。

        隨著近年中國在國際的地位及影響力的提昇,中國在國際上對人權及宗教問題的回應姿態,也展現了更大的「自信」與「實力」。如何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獲得充分貫徹與落實,已成為中國宗教工作的重點之一。

        事實上,宗教工作在中國,向來均具有「宗教外交」的統戰任務。因此,近十年來,中央政府全方位支持及推動宗教對外交流,不論是「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佛牙、佛舍利巡禮供奉」、「中印尼伊斯蘭文化展演」、「中美基督教領袖論壇」、「中土伊斯蘭文化展演」、「世界佛教論壇」、「國際道德經論壇」、「兩岸基督教論壇」等等,均展現了中國宗教外交的新貌,側面建立中國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正面形象。

小結

        回顧近十年來中共的宗教工作,反映出其在舊有管理宗教體制不變的大前提下,針對體制衍生的各種問題作出的調整。可以預見,法治化、秩序化、和諧化及「自由」化四個方向,在日後的宗教工作上只會愈益強化。在習近平高度重視國家安全及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的格局下,關於宗教滲透與國家安全的關係,只會受到更大的關注。(註8)

        同時,其對中共黨員參教信教的問題,亦會作更嚴厲的處理。無神論教育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位置,將受到更大的重視。在這樣背景下,對中國宗教自由將有更大政策調整空間的願景,似乎不許樂觀。不過,黨國企圖限制新的宗教發展格局要付出的政治及社會代價亦愈來愈大,中國政教格局的矛盾及不穩定因素亦將提高,日後發展如何,仍端在政教各方的博奕與互動。


釋註:

1  〈習近平: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2015年7月31日下載。  

2    王作安:〈讓宗教關係更加和諧──十年來我國宗教工作取得顯著成就〉,《人民日報》,2012年9月29日。

3   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6)。

4   如〈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宗教教職人員備案辦法〉、〈宗教院校設立辦法〉、〈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等。

5    邢福增:〈拆十字架的政治──浙江省「三改一拆」運動的宗教-政治分析〉,未刊論文。

6   邢福增:〈宗教與和諧社會建構的迷思〉,《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通訊》,期2(2007年9月),頁1至3。http://csccrc.org/newsletter/16/62.pdf。

7   邢福增:〈中國民間組織管理改革下基督教慈善公益事業的參與〉,國家宗教事務局宗教研究中心等主辦,基督教的慈善公益事業與關愛社會的實施研討會,2014年10月28日,香港。

8   邢福增:〈當前意識形態鬥爭下的中國基督教學術研究的挑戰〉,邢福增編:《當代中國社會政治處境下的宗教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14),頁63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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