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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6年 秋季號 第36卷 總第182期 文革爆發50週年反思


 

中國往何處走?--文革50周年反思


程翔


        2016年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這場政治運動,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災難是空前的。根據中共開國元老之一的葉劍英元帥的說法,它導致2000萬人死亡,一億多人受到種種迫害。(註1) 這種大規模的殺戮和迫害,必然造成人性的極端扭曲,而這種扭曲正是今天中國人道德敗壞的根源。(註2)

        對於這場災難,北大教授季羡林用了四個「最」來形容: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繼而用「六個極端」來描寫:「極端野蠻、極端殘酷、極端荒謬、極端愚昧、極端滅絕人性、極端違反天良的人類悲劇。」(註3)

        「文革」雖然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但它的後遺症延續至今。這場人與人之間的殺戮、踐踏、破壞,必然會造成社會道德的嚴重崩壞。正如阿克頓勛爵說:「伴隨著暴虐權力而來的往往是道德的墮落和敗壞。」(註4)這些人性之惡經過長達10年的肆意發揮,已經滋生出一個品質低劣的中國人群體。這樣一個群體的出現,是今天中國社會道德淪亡的主要原因,它正正是文革後遺症的突出問題。

        從中華民族復興的利益看,我們應該深刻總結這場災難的由來,並大膽地廢除造成這場災難的萬惡的「一黨專政」制度。但是,中共出於維持起統治,卻不允許人民這樣做。黨和國家的利益,在這個問題上有著深刻的、相反的矛盾:總結文革,於全民族有利,因為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卻對共產黨不利,因為深入探討會導致其執政出現合法性危機。中共為了自身的執政利益,遂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次要的地位。

        中共自己雖然在1981年做過一個對「文革」的反思,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註5)可是由於不敢徹底否定毛澤東(因為徹底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徹底否定中國共產黨),所以對毛澤東的評價仍然是「三七開」:即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把毛澤東的嚴重錯誤,包括建立一個無法無天的「一黨專政」的制度,輕輕放過,這樣才能保住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然而,不徹底追究文革的起源(包括意識形態和制度因素)以及清算其罪行,則我們將無法從歷史吸收教訓,避免重蹈覆轍。西班牙哲學家George Santayana 說過:「那些忘記歷史的人們注定會重覆歷史。」(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註6) 正因為中共出於一己之私不允許人民深入總結「文革」的災害,使得今天「文革」復辟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事實上近年中國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亞文革」這個詞,(註7)反映在今天很多「文革」時期的措施和意識形態有捲土重來的趨勢。

        「亞文革」的出現,從薄熙來在重慶大搞「唱紅歌」開始。針對重慶大唱「紅歌」,前總理溫家寶就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他總理任內最後一次)上警告說:「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黨雖然作出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上文提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他兩次提到《決議》,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溫總理警告文革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絕非危言聳聽。當然,歷史條件不同,要全面復辟50年前的「文革」的可能性不大;但造成「文革」悲劇的深層次因素卻完整無缺地保留下來,以至一旦條件成熟,則這些類似文革的政策就會死灰復燃。

        甚麼是造成「文革」悲劇的深層次因素?

        我認為,中共「一黨專政」、權力不受制約極權的政治制度是文革災難出現的根本原因。同所有「列寧式政黨」相同,中共這個黨有幾項特點:

        一個主義:全黨只能有一個信仰,所謂「宇宙真理」(註8)
        一個領袖:對黨領袖個人崇拜,黨權高度集中在領袖個人手上;
        一個政黨:強調黨領導一切,以黨代政;
        一支軍隊:軍隊黨化;
        一支筆:高度重視宣傳及意識形態工作,對人民進行不懈的洗腦。

        「文革」50年後再來審視中共今天的狀況,上述這五個特點可以說都是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當年釀成「文革」的種種制度性因素,絲毫無損。1981年通過的《決議》,只是否定了「文革」這場運動,卻沒有否定造成「文革」的這些制度性因素,因此一旦條件具備,則「文革」元素就會復活。

        事實上自從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台以來,這些「文革元素」已在復活,這個復活過程包括幾個方面。

        一,習近平通過對中共歷史「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說法,實質上改變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使「文革」復辟在思想領域成為一種可能性。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在十八大出任總書記之後不久,即舉行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學習班,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會上他發表的講話,明確提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他這個講話,實際上就是為文革「評功擺好」,因為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共27年(1949-1976),其中接近一半(10年)是「文革」災難。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即是連「文革」都不能否定,這是明顯違反了中共在1981年通過的《決議》的精神。這是為「文革」恢復其「正當性」製造輿論環境,因而為「亞文革」的來臨創造了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條件。

        二,習近平重提「意識形態鬥爭」,使「文革」時的「階級鬥爭」思維死灰復燃。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以下簡稱「8.19講話」),這是使全國進入「亞文革」狀態的一篇重要講話。根據中宣部《習近平總書記「8.19」講話精神傳達提綱》(註9)文件,習近平在講話中把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與經濟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

        我們知道,「文革」一大禍害,就是要全民族確保自己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純潔性,所以「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結果是大家都把不認同自己意見的人打成反革命而予以肉體上或精神上的毀滅。

        「文革」後,中共痛定思痛,鄧小平決定擱置這種對思想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把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從而開展了「文革」後30年的經濟發展。(註10)鄧小平「白貓黑貓」理論最能夠說明他對意識形態的蔑視。

        可是在「8.19講話」中,習近平一開頭就說:「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就是說,意識形態已經恢復為一項與經濟建設同等重要的工作,或者是「雙中心」。這可說是對鄧小平「一個中心」主張的最大的修正。

        這一個修正,直接促使「階級鬥爭」理論復活。2014年9月《紅旗文稿》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的評論文章。文章稱:「今天,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仍然處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鬥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這種言論完全是標準的「文革」語言,它讓「文革」的氛圍捲土重來。

        「文革」時,中共打擊的對象是所謂「黑五類」。在「亞文革」時期,中共也制定新的打擊對象,即: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所謂「新黑五類」)。中共認為他們以「網絡自由」為旗號,改變「自上而下」推進民主自由的傳統模式,以期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滲透中國基層,為中國的「改變」創造條件。(註11) 在2015年7月9日中共在全國搜捕維權律師超過100多人(即「709事件」),就是鎮壓「新黑五類」的開端。

        此外,習近平提出的「七不講」,就是企圖通過行政手段,扼殺思想領域的不同聲音。他在2013年4月發出《中共中央9號文件》,(註12)列舉了七個方面的議題不准討論,這七個領域問題包括:憲制民主、普世價值、公民社會、自由主義、新聞自由、權貴資本主義、黨的歷史錯誤。這些「禁議」範圍,實際上就是使中國回復到「文革」時代全國只有一個腦袋的日子。

        三,習近平重新構建中央高度集權的領導體制,改變了黨章關於集體領導的規定,而該規定是在總結「文革」災難後,為避免重蹈覆轍而作出的一些規定。

        習近平上台後,出任了10多個最高領導小組的負責人,計有: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這三者是過去慣例)、國安委主席、深化改革小組組長、財經小組組長、網絡安全小組組長、對台小組組長、外事小組組長、軍改小組組長。

        中共黨章第二章第十條規定:「(五)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照黨章,習近平的做法顯然是違背了黨章有關「集體領導」的規定。

        四,習近平重新構建一個 「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架構。

        針對「文革」的災難,鄧小平曾經嚴厲批判中共毛澤東時代實行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架構。他在1980年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嚴厲批判了這種領導模式。但是我們看到,習近平上台後,卻又恢復了這種領導架構。

        2016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他說:「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一句話是1973年毛澤東提出的:他當時說:「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

        為了貫徹這點,習近平前所未有的召集黨政六套班子集體向習近平匯報工作的做法以體現「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領導一切」的原則。據新華社北京2016年1月7日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月7日全天召開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聽取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這種六套班子向一個人匯報工作的情況只有毛澤東時代才出現過,毛澤東以後三十多年再未有過。這是回到「文革」時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領導架構。

        五,習近平自己提出「核心」觀點,要構建「習核心」,又縱容民間大搞對他個人崇拜的風氣,違反了黨章關於不搞「個人崇拜」的規定。201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提出:「各黨組織和廣大黨員要增強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持把對黨絕對忠誠作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向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看齊,向黨中央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項決策部署看齊。」

        2016年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講話,親自提出每個黨員要有「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四大意識」。這是習近平親自要封自己做「核心」的最明顯証據。同一天,《人民網》發表文章,指出習近平有4大「核心能力」:一,政治意志力;二,全局掌控力;三,變革創造力;四,凝聚感召力。顯然習近平提出要有「核心意識」,人民日報說他有4大核心能力,事實上就是把自己吹噓為「核心」。

        與此同時,他默許在民間掀起新的「造神運動」,例如出現歌頌習近平的歌曲。繼民間人士創作的《包子舖》、《習大大愛彭??》、《平易近人》、《嫁人就嫁習大大這樣的人》、《不知該怎麼稱呼你》,以及開始制作習近平金章,更有人制作了《跨時代的囑咐》,居然虛構毛澤東接見習近平的假象等等。

        中共黨章第二章第十條第六項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對照黨章,習近平的做法顯然是違背了黨章有關「禁止個人崇拜」的規定。

        六,開始營造一個「黨內鴉雀無聲、黨外輿論一律」的環境。「文革」的一個特點就是「黨內鴉雀無聲、黨外輿論一律」。習近平上台後,也開始朝這個方向走。

        在2016年開始實施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15年10月18日公布)第46條第2款提出禁止黨員「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禁止「妄議中央」,將在黨內營造鴉雀無聲的局面。

        2月20日,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講話,強調「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所謂媒體「必須姓黨」,他做了這樣的解釋:「黨性原則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根本原則。堅持黨性原則,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媒體格局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必須增強看齊意識,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做到愛黨、護黨、為黨。」這樣實際上就是要在黨外營造一個「輿論一律」的環境。

        凡此種種措施,使「文革」50年後,神州大地又再現「文革」時代的氛圍,這些「文革」元素的回潮,使人對中國前途不敢樂觀。 

註釋:

註 1 根據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見董寶訓、丁龍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第1頁;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第9頁)。
註 2 2011年4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見新華社當天報道)   
註 3 四個「最」見《牛棚雜憶》,六個極端,見《季羡林散文全編》的《卷首語》   
註 4 “Despotic power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corruption of morality.” in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 by Lord Acton (阿克頓:《自由與權力》,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43頁。)   
註 5 見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註 6 George Santayana (1905) Reason in Common Sense, p. 284, volume 1 of The Life of Reason.   
註 7 從公開的資料看,是呂良彪律師(筆名阿呆)在2011年在剖析薄熙來「重慶模式」時最先提出「亞文革」這一概念。2013年黑見學者程映紅文章《中國政治的「亞文革」狀態》全面闡述文革回潮的種種跡象。   
註 8 《解放軍報》:《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2013年5月22日。
註 9 見《博訊》2013年11月04日報道。   
註 10 1987年中共13大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註 11 見:《人民日報》海外版2012年08月01日 :《中國真正的挑戰是未來5-10年》。   
註 12 《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簡稱9號文件,是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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