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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6年 冬季號 第36卷 總第183期 中國聖統制70年慶


 

香港教區與中國天主教聖統制


夏其龍 


        聖方濟沙勿略 (Francis Xavier 1506-1552) 苦心嘗試於明末來華傳播福音。他雖然未能成功進入中國大陸,但最終在四百多年後,中國天主教會於1946年按教會常法成立,至今剛是七十週年,這即是教會述語所慣稱的成立聖統制 (Hierarchy)。它是一個艱苦地在中國通過護教、禁教、保教這些關卡的成果。

聖統制成立的歷史背景


        首先,在大航海時期的葡萄牙,按當時擁有的護教權 (Padroado Real),在果亞 (Goa, 1534),馬六甲 (Malacca, 1557) 先後建立教區。荷蘭佔領馬六甲後,葡國勢力被迫向東移,在中國地區按護教體制成立澳門 (1575)、北京 (1692)、南京 (1692) 三個教區。其中北京、南京兩教區在1856年葡國與宗座協議取消護教權後,一併取消。但澳門教區則一直維持屬於果亞總教區教省領導下的教區,直至1975年才脫離而不屬於任何教省。這表示70年前成立中國聖統制時,基於歷史原因,沒有包括澳門。當時也沒有包括台灣,因為中國政府剛剛於1945年10月才從日本統治下接收台灣。所以從今天回看,護教權雖然於1856年已取消了,但它還是影響了於1946年成立中國聖統制的完整性。

        其次,跟隨聖方濟沙勿略的遺願到中國各地傳教的,包括耶穌會士、道明會士、方濟會士、巴黎外方傳教會士。他們各自的努力及體驗卻引出了傳教方法上的衝突,最後這個名為中國的「禮儀之爭」,卻以康熙的禁教收場。這禁教對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極壞的後果。宗座特使多羅 (C.M. de Tournon, 1668-1710) 也因而沒法與清廷建立友好關係。他於1705年臨離開中國前,只能在廣州成立了傳信部駐華總務處,作為支援中國傳教工作的補給站。這總務處便一直維持了宗座在中國建立常法教會的一線生機。由於總務處後來經常搬遷於廣州與澳門之間,結果在英國佔領香港後,固定地搬移到香港共八十年,使香港從此介入了成立聖統制的努力。禁教的問題於鴉片戰爭後已逐步取消;清朝滅亡後,禁教的命令亦隨而失效。它所做成的障礙也於1922年宗座在北平成立駐華代表辦公室後正式結束。對中國禮儀的問題宗座亦於1939年作了重新的解釋,萬事俱備只等候平穩的政治環境來正式成立中國的聖統制。

歷史上的種種障礙

        最後,延遲成立中國聖統制的關卡竟然是法國從清廷手中獲得的所謂「保教權」(Religious Protectorate)。事源英法聯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 (1856-1860)戰敗清廷,強迫中國讓步,使傳教士可在中國建立教堂、墳場及傳教。外國傳教士受益於治外法權的優惠,甚至使教民亦間接沾上這特權,使很多國民與教民之間的教案由此而生,增添了中國對教會的誤解。在這錯綜複雜的情況中,法國於是自詡為清廷與教廷間的必要中介人,因而從中阻擋他們的直接交往,屢屢製造事端使聖統制遲遲未能在中國成立。要待1929年宗座與義大利簽署了「拉特朗協定」(Lateran Accords),確認了梵蒂岡的宗主國的地位,及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戰勝國身份加入國際政治圈,中國教會才能擺脫「保教權」的左右,於1946年4月11日按教會法典成為一個完整的地方教會。設立20 教省,各省會設一總主教座。

聖統制為香港教區帶來的改變

        成立聖統制的大事,在中國及香港都有重大的迴響。首先,宗座駐華代表賦予了外交地位,改為教廷駐華公使。首任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1897–1967)其後說出這改變的重要性:「過去各國都可派神父來中國傳教,各國派來神父,受派來國家的管理,有時不免多少帶有一點干涉意味,中國聖統詔書頒布中國教會體制正式成立後,中國聖教會成為了一個獨立單位,由教宗直接指揮,與任何先進國家的教會取得平等地位,可以自由獨立的去發展。」(註1)

        其次,由於中國聖統制的成立,以前由宗座代牧管理的教會都成為地方教會,這即是教會述語所稱的教區。同時,本來是青島宗座代牧的田耕莘主教,被擢升為樞機,成為教會最高機構的成員。中國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人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光榮,均踴躍捐輸他赴羅馬履任的費用。(註2)

        在香港,該年5月12日華南總修院修士黃景賢晉升為司鐸,可算是香港成為中國聖統制一部份後晉升的第一位司鐸。(註3) 隨後亦有一批批的青年加入行列,都對中國教會滿懷希望,使教會發展生氣勃勃。

        兩年後,香港宗座代牧的恩理覺主教就任香港教區首任主教。香港國籍司鐸陳伯良立即撰文表示:「現在我們正是踏著雙重新的階段:一是我國抗戰獲了勝利,國家正在走上復興路上之始;一是我國天主公教傳教獲了勝利,贏得了國籍樞機主教產生的喜慶,和公教「聖統」建立的開端,處於兩重勝利下的兩重新局面中」他勸告信徒今後不能儘倚靠外來的經濟來支持,而由本國的教民來供給教會的經費。(註4)

        可是,艱辛建立的聖統制卻因中國內戰和政權的轉移,把剛建立的地方教會運作系統破壞得近乎蕩然無存。執政黨中共本著反洋、反教政策,驅逐傳教士,扣押國籍主教司鐸,逮捕大量教友,使中國天主教頓時消聲匿跡。

1949年後香港教區的挑戰及發展

        香港天主教雖然大部份所管的地區在大陸(包括新安、惠陽、海豐、陸豐、汕尾),但由於香港天主教的主體在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屬於英國殖民地,所以一向在護教、禁教、保教方面都有相當的免疫能力。這次聖統制中國大陸所受的打擊,雖然香港本是廣州總主教教省的一員,亦沒有波及香港本身,免去了不少麻煩的事故。今天,它不屬於任何教省或主教團,擁有屬於宗座的特殊身份。香港在中國天主教成立聖統制前所作的醞釀基礎工作,最明顯的有以下三項:

一.培訓神職人員

        1924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主教會議議決要成立培訓神職人員的區域性修院,在1931年便在香港成立了華南總修院收納廣東、廣西、福建各地有志修道晉鐸的青年。該院由耶穌會主持,努力打好學術、靈修基礎,是醞釀成立聖統制最有效的事工。雖然成績斐然,卻在運作33年後該區域性的修院,由於沒有學生來源,於1964年關閉,是香港配合中國聖統制運作及不運作的例子。

二.傳教印刷工作

        在傳教印刷方面,巴黎外方傳教會在香港的納匝肋印書館 (Nazareth Press),自從1894年起運作,已為中國各地教會提供優質及相當全面的服務,由禮儀書籍、教義、靈修到教區、堂區的紀錄簿,這種實質支援中國教會運作的系統,及有效傳教的事工亦於1954年由於中國教會生活的停滯而結束,可見香港的教會事工與中國聖統制息息相關。

三.作修會來華的中途站

        三、1842年至1921年香港只有7個修會(5男修會,2女修會),從1921年至1946年,有另外9個修會來港(3男修會,6女修會),從1947年至1978年,有另外27個修會來港(10男修會,17女修會),1979年至今,有另外15個修會來港(7男修會,8女修會),其中只有10個修會因不同原因撤離香港,至今小小的香港教區共有48個修會。(註5) 世界各地的修會以香港作為進入及離開中國的中途站是明顯不過的。

        在1950年代從大陸撤退時,香港便成為接待逃難教會人士的地方。但這方面使香港教會陷於尷尬的處境。一方面宗座的意思是要牧者留在大陸的崗位上為信仰作見証,另一方面受迫害的弟兄不得已要逃生以求將來重新發展的機會。香港夾在中間成了不討好的弟兄。

現代都會的香港教區

        香港天主教能在不受政治干擾的環境下正常發展,亦不負天時地利,獲得有目共睹的好成績。1967年國籍神父徐誠斌晉升為香港的輔理主教,並於兩年後因著香港第二任主教白英奇辭職後,成為香港教區的第三任主教,亦為本港首任國籍主教,進一步鞏固中國的聖統制。他立即召開有高度參與性的教區會議,將梵二的精神帶入香港的教會及信眾中。

        隨著1970年代末期,大陸政權的開放政策,香港成為中國教會通往普世教會的橋樑,在引進梵二的精神及改革方面不遺餘力,亦是香港對中國聖統制的一大貢獻。

        胡振中以香港教區主教身份於1985年被國務院邀請訪問北京與上海,是聖統制成立及中共執政後的首次接觸,勾起信徒對中國聖統制重新運作的聯想。成立聖統制之初,宗座以擢陞田耕莘為樞機作為開始,在這1980年代的新氣象中宗座亦擢陞了香港教區的第五任主教胡振中為樞機 (1988年) 作為聖統制重振的準備。經歷陳日君主教到現任香港主教湯漢也陞任為樞機後,一切仍遙遙在望。希望近期有關中梵接觸的消息最終會引出新的氣象。         o

註釋:

1 公教報,1947年1月26日。
2 公教報,1946年6月30日。
3 公教報,1946年5月5日。
4 公教報,1946年12月15日。
5 參考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所存香港天主教手冊195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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