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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6年 冬季號 第36卷 總第183期 中國聖統制70年慶


 

香港教區與中國天主教聖統制


Valentine U. Iheanacho, MSP著 黃懿縈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的許多與會者主張教廷國際化。比利時籍孫能士樞機(Leo Joseph Suenens, 1904-1996)率先要求教廷的舉措能夠真正反映天主教會的普世面貌。推進教會國際化的初步嘗試,始於1919年11月30日教宗本篤十五世頒布的《夫至大》通諭(Maximum Illud)。正如喬治.戈揚(George Goyau)的焯見:在此之前沒有其他教宗像他那樣強調教會傳教事業跨國界性。

炮火歲月內的教宗

        本篤十五世的個性曾在當時受到偏頗評價或異議者的扭曲;到如他的真貌逐漸恢復,普遍認為本篤十五世擁有堅實的政治與外交知識,而非狹隘的意大利教會主義者。

        出於他的偉大品格,本篤十五世深知如何揀選合作者,比如柏徹里(Eugenio Pacelli,後來的教宗庇護十二世),以及向拉蒂(Achille Ratti,後來的教宗庇護十一世)、龍加里(Angelo Giuseppe Roncalli,後來的教宗若望廿三世)委以重任,還有任命荷蘭籍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樞機為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擔當此職長達十四年,直至1932年逝世,這項任命造就了教宗所設想的傳教政策得以實施。那些措施和策略在二十世紀有助於保證各傳教地區本地教會的成長,並抑制許多傳教士過分的民族主義思想。

天主教傳教事業與一次大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引發兩個重大問題:一是傳教士從各傳教區撤出,返回祖國參軍,當時天主教傳教活動的主要力量來自法國。舉例來說,「截至1900年,從事天主教傳教工作的歐洲司鐸、修士和修女之中,三分之二是法國人,在海外的法籍傳教人員總數超過五萬人」。

        一如預期,當法國徵召逾二萬五千名司鐸、修士和修生上戰場,對天主教傳教事業的各種活動和人手造成了負面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巴黎神學院,在大戰開始前一年約有二百名新生,但到1915年僅錄取了12人。法國其他神學院,包括教區的和傳教會的,也面臨相同命運。直至1915年5月,當意大利宣布參戰,加入同盟國的行列,她幫助抵消了法國方面的人手短缺。隨著戰事延長,意大利各個傳教會也體會到戰爭對他們的人員與招生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其他國家如比利時、荷蘭和德國,某種程度上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傳統人力來源,同樣處於生源枯竭的困境。

        隨著戰事在1918年結束及巴黎和會召開,在法國與英國的殘酷政策之下,第二個困難出現了。德國因為戰敗而承受沉重的代價,由德籍傳教士負責的傳教事業亦然。舉例來說,德籍傳教士戰前在肯尼亞、盧旺達-烏倫迪從事傳教工作,但在戰後不被允許重返這些地區。昔日的德國領土如多哥(1916年被驅逐)、喀麥隆(1917年被驅逐)、坦噶尼喀及非洲西南部(今天的納米比亞),都根據巴黎和會的決議由法國和英國接管。

        羅馬教廷通過許多秘密的外交渠道,試圖避免德籍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因法英兩國達成妥協而毀於一旦。當時談判一直拖延,教廷不得不借助巴爾的摩總教區吉本斯樞機(James Gibbons)、巴黎總教區艾米特樞機(Adolph Amette)和威斯敏斯特總教區布恩(Francis Bourne)樞機,迫使法國和英國對德籍傳教士所管理的中國代牧區網開一面。教廷亦要求北京代牧區林懋德主教(Stanislaw Jarlin)協助保護德國在華事業,包括宗教方面,免受仇恨與報復之劍的攻擊。

        鑑於法國和英國試圖重新配置戰敗軸心國的傳教士,對教廷造成各種負擔和巨大困難,德薩利斯爵士(Count John De Salis,英國駐教廷代表)1919年3月11日致函教廷國務卿嘉斯巴利(Gasparri)樞機,建議教廷最好依靠各傳教區的本籍神職人員。德薩利斯特別提到中國,他認為本籍司鐸在少數留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協助下,有能力管理傳教區,即使軸心國傳教士無法返回,傳教活動仍能不間斷地進行。

法國保教權

        一戰以前的天主教傳教活動無可置疑地由法國主導,不過那是一個負有重擔的優勢。法國教會為傳教人員提供大部分財政資助,以及法國政府為法籍傳教士提供政治支援。相比其他地區,法國的主導地位在中國更為明顯,1885年的七百名天主教傳教士中,有五百多人是法國公民。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傳教士,包括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德國人、荷蘭人、奧地利人和比利時人,合共不過二百人。

        法國到1842年左右才對中國產生莫大興趣,此前她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北非。可以說,儘管法國對中國傳教區的保教權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得以實現,而且很大程度上建基於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但這種保護主義早已成熟。

        總的來說,法國在華的保教權以法國與中國之間簽定的四個條約為基礎:(一)1844年《黃埔條約》第廿二項;(二)1858年《天津條約》第十三項;(三)1860年《北京條約》第六項,以及(四)1865年《柏爾德密協議》。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其他條約的簽定,保教權獲得進一步加強。這些條約的主要內容,在滿清政府作出各種讓步下得到具體落實,其中包括廢除1724年的禁教令,傳教士可以在各地建立教堂和醫院,法國領事為天主教傳教士和希望入教的中國人提供法律保護等。1858年的條約更賦予法國有權向任何國籍的在華天主教傳教士和有意前往中國傳教的人士簽發護照。

        教廷本身對法國在華保教權的態度有些模棱兩可。基於對葡萄牙保教權的不快經歷,教廷最初沒有熱烈支持法國的保教權,到1888年默許了保教權。教宗良十三世談到保教權時,承認法國作為天主教使命的保護者的權利,是一個「來自天主的崇高使命,不僅自古已有之,還通過國際條約」的權利。良十三世這番話,確認了傳信部1888年5月22日所發布禁止傳教士訴諸法國之外任何其他國家的領事裁判權的指示,於是法國便成了天主教傳教士實際上的保護者。

        本篤十五世在任時為教廷的傳教政策作出重大的改變。這些變化的主因之一,是1918年法國反對教廷與中國建立直接的外交關係。此前在1886年,法國大力阻止了良十三世與光緒皇帝(1875至1908年在位)締結外交關係,如果成事的話,教宗將派遣宗座大使往北京,並同意中國大使駐節梵蒂岡。1918年夏,法國不如1886年那樣強大,但依靠美國的支持,她挫敗了教廷與中國建交的嘗試。

        經過慘痛的失敗和恥辱後,本篤十五世治下的教廷比以往更堅定地致力落實傳統的傳教政策。自十七世紀以降,這些稱為原則或目標的政策,特別是1622年傳信部成立之後開始的政策,充其量不過是教廷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這些主要原則或目標包括:(一)以培育傳教區的本籍司鐸為優先任務;(二)保證傳教區有財政自主權,減少它們受歐洲各國政府的資助和既得利益的控制;(三)建立教廷對傳教區的獨有權力──將各傳教區置於教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消除其他政治利益的影響。

教會軌跡上的傳教事業

        為後繼的歷任教宗而言,《夫至大》通諭成為其他傳教事務文件的主要參考。對於傳信部來說,這是一部指南,因為在其後逾半個世紀,傳信部的許多指令都帶著《夫至大》明訂的政策的印記。這份教宗文獻是革命性的,它強調要在傳教地區培育本籍神職人員。從一戰結束到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至1965年)前夕,亞洲和非洲傳教區的本籍司鐸人數的增長非常驚人,培育的質量也同樣顯著。倘若沒有教宗本篤十五世的推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這股動力由後來的教宗庇護十一世和十二世強有力地延續下去。

        本篤十五世決定撰寫傳教事務的通諭之前,在歐洲和某些傳教地區如中國,傳出一些呼聲,最早之一的是遣使會在華的法籍傳教士秦噶嗶(Joseph Gabet)。他在1847年向教宗庇護九世呈奏他的回憶錄《中國傳教區現狀一瞥》,為部分歐洲傳教士針對本籍神職人員的惡意批評提出強烈辯護。秦神父指出阻礙在華傳教工作進步的三大問題:(一)缺乏本籍神職人員及他們的培育;(二)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存在微不足道;(三)傳教會彼此因傳教範圍的爭議發生內鬥。秦噶嗶的想法是,這部回憶錄可以協助教宗促進在華傳教活動,使原有的傳教人員及傳教方式可以發揮最大的效果。

        廣州代牧光若翰主教(Jean Baptiste de Gu?briant,1921年當選巴黎外方傳教會總會長)也建議羅馬扮演決定性的領導角色。他在1915年的五年報告中,請求傳信部盡快提醒教宗關注在華傳教事務,因為教宗一句權威的話不僅大大幫助中國的傳教活動,也有益於全球各地的天主教傳教區。

        在中國傳教的遣使會湯作霖(Antoine Cotta)神父認為,傳教士必須在中國努力工作,務必為傳教區奠定本地教會萌芽的基礎,然後將孕育新生教會的使命交給由本籍主教帶領和指導的本籍司鐸。這並不是當時的常規,傳教士不情願那樣做,加上羅馬的立場含糊,意味著本籍神職人員仍然在歐洲傳教士的領導下,無休止地淪為學徒或永久受其監管,有時候傳教區內的歐洲傳教士比本籍神職人員的年紀和鐸齡小得多。在傳教區如此充滿階級觀念的結構裡,湯作霖主張強勢的傳教士(他們本身往往成為一個強大的「工會」)不能永遠充當領導者,同樣是個新穎而革命性的思想。因而,不難怪他為自己的蠻勇付出了高貴的代價。

        反對傳教現狀的另一人是雷鳴遠(Vincent Lebbe)神父,他是湯作霖的朋友和同會兄弟,他們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傳教士和一些中國神職人員為伍。這個小團體後來被稱為「天津運動」,因為他們身處華北的直隸海濱代牧區內的天津。雷鳴遠倡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反對法國在華的政治訴訟權,以及對本籍神職人員的堅定支持,他深信中國傳教事業只有靠中國天主教徒自己推進,他們由本籍神職人員的領導和指引,而本籍主教在傳教事務上擔當顯要的角色。

        必須承認的是,在1919年11月30日本篤十五世頒布傳教事務通諭以前,傳教士圈子裡長期存在著關於本籍司鐸在傳教區結構中所佔的地位的辯論。例如,教會法學者L?on Joly的兩冊著作在二十世紀最初十年裡引發辯論,他的作品主要探討造成天主教傳教事業在亞洲失敗的理由和因素。按Joly的推論,儘管教會對亞洲的傳教活動在人力和財政方面投資甚鉅,但並沒有成功,尤其是日本、印度和中國的傳教區,因為明顯地缺乏本地神職人員取代傳教士,特別是在地方當局驅逐或殺害傳教士之後。

        有關本籍神職人員對傳教區的重要性的辯論中,教廷不是漠不關心的觀察者。例如,教宗本篤十五世在兩個不同場合表明,本籍司鐸在任何傳教地區佔有獨特的地位,為此他們是最有能力把基督信仰帶給老百姓的人。這是他1918年3月4日致函沃森神父(Leonard Vossen,印度的康提宗座神學院院長)的內容。在本篤十五世眼中,由於本籍神職人員是從本地人中揀選的,他們不會被同胞視為外國人,因此「他們不會引起猜疑,並且基於友誼、與家庭和社區的關係等因素,他們更容易對同胞產生影響,並獲得他們的支持」。

宗座通諭

        對於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諭,索斯滕斯(Claude Sostens)公正地斷言,它像別的宗座文獻一樣,不論影響力有多強大,都不可能來自單一根源。因此,我們應該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下理解《夫至大》是教宗本篤十五世與合作者經過非常廣泛的諮詢後起草的。正如柏雲提(Saverio Paventi)明智地總結說:「《夫至大》是第一份全面地研究傳教事務的文件,給出堅實的規範和指示。這是本篤十五世的偉績,卻經常被人遺忘和不為人知。」

        據本篤十五世的理解,有兩個主要障礙抑制著傳教事業的發展,並不幸地窒礙了從傳教區過渡到成熟的本地教會的進程。這兩個障礙是:傳教士的修會主義(congregationalism)造成傳教會互相之間的對立,而且不願意培養出一位能夠承擔地方教會職責的本籍神職人員;以及民族主義往往以排他的方式表現出來,某一國籍的傳教士傾向將某一傳教地區變成他們獨有的私產。

        為了促成本籍司鐸升任主教,以領導各個地方教會,本篤十五世在《夫至大》通諭中,以強烈的措詞否定許多傳教地區正在實施的各種不圓滿充足的司鐸培育。他聲明這種培育是可悲的,無法達到天主教司鐸職務的要求。教宗指出,「將來教會最大的希望」建基於本籍神職人員身上。總的來說,本篤十五世這份通諭有四個重點:(一)給各傳教區負責人傳達指示;(二)本籍神職人員的選拔和適當培育;(三)不同的天主教傳教事業資助機構之間更好的統籌和協調;以及(四)為未來的傳教士提供全面培育。

        除了這四塊基石,本篤十五世的通諭最後處理一個問題,是關於集中或廣泛兩種傳教策略之間如何權衡取捨。教宗對廣泛的傳教方式給予了肯定。費弗主教(Joseph Freri,紐約宗座傳信善會主任)在1917年,即《夫至大》發表前兩年,發展出一套廣泛傳教的方法。根據他的說法是「以最少的人數覆蓋最大的地域」。本篤十五世則認為,宗座代牧和監牧(傳教地區的領袖)、其傳教活動的合作者,以及不同的傳教會和機構,不應心安意足於少量的皈依者,而傳教區內的大多數人民尚未領受基督的喜訊。因此,傳教區內的傳教士必須盡力划到深處傳播福音。在隨後的幾年裡,傳信部以問卷形式制定了廣泛傳播福音的原則,協助各地代牧和監牧以一定的準確度去評估尚未認識福音的人數。其中一個問題是這樣的:「在你的代牧區內,尚未聽過福音的部分有多少?有多大比例的人口仍然在基督喜訊的影響之外?」

結論

        一戰後的天主教傳教事業的重整及其後的茁壯發展,與《夫至大》通諭關係至深。然而,教宗本篤未及提拔任何本籍神父成為主教。任命首批六名中國主教的榮譽留給其繼任者教宗庇護十一世,他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主持晉牧典禮,為幾個世紀以來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加冕。無疑,教廷對促進本籍司鐸晉升主教顯示出更為開放的態度,先後在印度(1923年)、中國(1926年)、日本(1927年)、印度支那(1937年)和非洲(1939年),如無教宗本篤十五世給予勇敢的初步推動,也許不可能實現。

        此外,教宗本篤堅持教廷對傳教事業的領導權,也就意味著1919年以後由羅馬,而不再是巴黎或里昂掌握天主教傳教活動的明確領導和脈搏。就傳教人員方面而言,羅馬的領導作用促成了天主教傳教事業更大的國際化脈絡。

        二十世紀以來,教廷持續強調傳教活動方面的合作,有助於消減傳教區委託權所經常產生的尖銳矛盾,該制度導致不同團體的天主教傳教士因傳教地區及邊界問題彼此不和。顯然,《夫至大》通諭的出發點不是解決當時所有可預見的問題和困難,但教宗本篤十五世為傳教事業的未來園圃奠定了基礎,最終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出成熟的地方教會,並具有潛力充當歐洲以外的天主教會的未來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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