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od


鼎 2016年 冬季號 第36卷 總第183期 中國聖統制70年慶


 

建立天主教聖統制之意義與影響 - 一個臺灣教友的意見


陳方中


        臺灣以「中華民國」名義與教廷維持的外交關係,在民進黨於2016年初取得行政與立法的絕對執政權後,是否會發生變化?相關的疑慮從2015年下半年即已浮現,因為民調已顯示了未來選舉的結果。其實,認為臺灣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將有變化,並不始自今日,自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得到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後,45年來傳言不斷。在近來教廷積極公開與中國政府接觸的情況下,似乎目前處於最接近建交的狀態。

        我本人的專項是歷史,按道理關注的是過去,不該對現狀或未來發言。但由於對中梵外交涉及歷史的研究,自然對由過去延伸到現在的狀況有一些想法或理解;但這些理解不算是專業性的,也不能代表教會,只能說是個人的意見。

一•臺灣(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處境

        中華民國政府自1971年喪失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後,外交即節節敗退。過去經貿力量強大時,還勉強以所謂的金錢外交維持,但當最主要的敵手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大後,臺灣即逐步處於無大型邦交國的狀態。除了中南美洲及幾個小型非洲小邦,臺灣在歐洲就僅剩教廷一個邦交國。因此在傳統的或正規的外交思維中,維持教廷外交關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外交是維護或擴展主權不見硝煙的戰爭,外交戰失敗就已喪失國家顏面,更遑論連邦交都轉向敵手中國。在外交戰中傳統的做法是爭取權益,挖敵手牆角,因此減少教廷與中國的接觸,也似乎是臺灣與教廷外交的重要手段。但這些傳統的觀念,其實不盡符合臺灣真正的外交做法。

        可以用一個問題來說明臺灣實際的外交做法:臺灣與美國或與教廷的外交關係何者重要?答案很簡單,當然是與美國的關係重要。在臺美關係中有政治、經濟、軍事等不同範疇,可是與教廷只有宗教而已,而且是人數有限的天主教。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是非正式的,而與教廷的外交關係是正式的。類似的關係有與日本、韓國、法國、歐盟等,其重要性都超過臺灣與教廷外交關係。當臺灣面對不可迴避的對手——中國,在沒有辦法取得正式外交關係的處境中,臺灣的政府以務實的做法,與這些或重要或鄰近的強國建立實質的「準外交關係」,雖然這些國家沒有正式承認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但在某種意義上,臺灣是被承認的。例如仍可簽署某些貿易協定,或是被接受出入境的護照,雖然其權益相當程度的有所縮減。

        臺灣真正重要的關係是兩岸關係。實質上中國政府對待臺灣的政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承認其身份的。例如在中國媒體上稱蔡英文或馬英九是「臺灣當局領導人」或「臺灣地區領導人」,意即中國實際上管不到臺灣地區,這埵釣銦u當局」。兩岸的政治接觸,創造了擔任雙方政府白手套的「海基會」與「海協會」,名為民間組織,但實際上由政府完全掌握。在這種意義上,這種關係也可說是準國與國關係。

        馬英九總統在任時,深知與中國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不只是臺海和平對臺灣政經發展的絕對重要性,而且也包括臺灣的務實外交處境。透過與中國政府的溝通,在過去數年間,大致上兩岸處於「外交休兵」的狀態,意即臺灣不積極的創造新的建交國,而中國在雙方的默契中,也不在臺灣的建交國中挖牆角。例如巴拿馬,或是本文主題相關的教廷。民進黨政府相對的臺灣獨立傾向,不願意說出兩岸有「九二共識」,看起來有可能打破過去這一段時間的穩定狀態,而有可能的中梵建交將是其中標誌性的結果。

二•教廷外交的特殊性

        對於教廷來說,與世俗國家建交,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天主教在此疆域中的影響力。教廷沒有政治、軍事及經濟利益,對其而言外交關係的主要利益在教會生活,其次是由基督信仰產生的價值觀,例如人道精神及信仰自由等。在信仰價值觀方面,教廷雖然宣導,在諸如反對墮胎、反對死刑、反對安樂死等相關議題上表明立場,但未見其為此與相關國家斷交,或者可以說教廷有不主動斷交的外交原則。在天主教教會方面,教廷派駐在當地的大使,其主要功能是代表教宗聯繫及管理當地的教會,協助本地教會與政府溝通等。  世俗國家與教廷的外交關係,與一般國際關係比較,也相對簡單而輕鬆。駐梵蒂岡大使通常是清望之職,許多國家亦不怕以天主教徒出任,因已將天主教教會視為一般人民團體。在此概念下看臺灣與教廷的外交關係,除了天主教教會的相關事務,其實也相對簡單而輕鬆。只是臺灣在歐洲僅有教廷這個邦交國,其他都是非正式外交關係,因此中華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又加上了「能見度」這一目的。這個目的在傳統及正規的外交關係中是重要的,但在實質外交中,其重要性比不上那些有經貿往來且有利益可交換的歐美大國。

        在中國與教廷的歷史關係中,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1922年剛恆毅以宗座代表的身份來華,代表教宗管理中國教會,也如同外交使節一樣,與中國政府多所接觸。其後蔡寧在1933年接任,兩任宗座代表的期間自1922至1946,正是中國教會擺脫帝國主義色彩,建立本地教會的階段。這主要是說明,一般俗世的國與國外交,並不是教廷外交的最重要目的,教廷外交最重要的目的是建立及維繫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在此目的上,也不一定需要正式的教廷大使,非正式的宗座代表也可以達到類似的功用。因此以臺灣教會為對象,與教廷有正式外交關係與否,對臺灣教會影響不大。

        另一個教廷與臺灣外交關係的特殊性,在於他在臺北的使館是「駐中國使館」(Inter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在1952年教廷駐華使館遷到臺北來時,教廷當時是將中華民國政府,當成代表中國的政府。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後,教廷雖然立即將大使撤走,但經于斌樞機及羅光總主教的奔走,一兩年後教廷確定繼續維持在臺北的大使館,但僅派代辦處理與政府交涉及與臺灣教會的聯繫事宜。近幾年來,沒有總主教頭銜的代辦,在某種程度上指揮臺灣教會的總主教與主教們,感覺起來位階不夠,或是臺灣教會主教們的尊嚴受損。但另一方面這些駐華使館的代辦,離臺後通常都出任教廷駐某國的大使,例如上一任代辦陸思道(Paul Russell)蒙席,即出任教廷駐土耳其大使,因此可以將近年這些代辦當成準大使。

三•教廷、中國、臺灣三邊關係

        將教廷放在前面是表示以教廷的角度,看其與中國及臺灣的外交關係。在正式的說帖中,教廷表明其遵守國際外交主流的「一個中國」原則。這是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入聯合國後,教廷立即將駐華大使撤回的原因,但是中國遲遲未與教廷商討將大使館重設於北京的議題,因此在「臺灣是中國一部份」的概念下,仍暫時將使館停駐於臺北,只是這一暫時已45年。不設大使是表明臺灣的地位不足以代表全中國,代辦的地位有些像是一般外交中一個重要城市的總領事,因此臺灣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是被邊緣化的。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前教廷的國務院長索達諾(Angelo Raffaele Sodano)樞機,可以振振有詞的說,只要北京同意,教廷可以將駐臺北的中國使館,立即遷移到北京去。

        但是此種一個中國原則只是教廷對華外交的一個面相,或更好說只是名義上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在遵循國際外交主流下形成的,但實際上國際外交如前所述,大致上是將中國視為中國,臺灣視為臺灣,雖然其中臺灣是非正式的。難道教廷體會不出國際外交的真正潮流嗎?觀察教廷的實際作為,可以看出其作為不一定與其宣稱的相同。例如:駐臺北的代辦似乎並不直接與中國大陸的教會事務有關,他只管理臺灣教會的事務,並只與臺灣的政府官員接觸往來,並不直接涉及中國的政教事務,此類事務是由所謂的香港代辦處理的。又例如,教廷在兩岸之間經常採取平衡處理的方式,最近在臺北故宮舉行的「天國的寶藏」展,展出教廷聖器室六十餘件文物,就被認為是在文化層面強調與臺灣的交流,而於此同時,教廷與中方對話的代表則前往北京,進行一輪輪的商談。凡此種種,都可看出教廷對兩岸的不同政府,有其做而不宣的另一種原則。

        在前述互相競合的兩種原則下,教廷一直期待與中國建立或也可說是恢復外交關係,但主動權不在教廷這邊。北京方面四十餘年來並不想跟教廷建交,才是中梵關係不能建立的真正原因。中國政府從一般外交的思維出發,與教廷建交並沒有重要性,過去在沒有外交關係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數十年來達成了她控制及弱化中國教會的目的,難道她願意為了與教廷建交,而減少她對教會的控制嗎?雖然從外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天主教會對國家沒有任何威脅,中國政府是對著空氣在耍大刀,自己給自己製造一個想像的敵手,這是題外話,不是本文的主題。但若中國政府的基本思維如此,她不會願意減少對宗教的控制,那她就不應該與教廷建交,免得給自己搬上不必要的大石頭。除非,對中國政府來說,與教廷建交有宗教信仰之外的其他目的。

        臺灣在這三邊關係中,基本上處在說不上話的位置。所謂教廷與中國建交前,必須先與臺灣斷交的說法,只是中國政府的外交辭令,用來合理化現況而已。另一方面臺灣的外交官員近年來已了解此種處境,在教廷與中國政府接觸時不給予壓力。同時對教廷的宗教及人道目標,以象徵性的捐助及言論表示支持。然後與在羅馬念書的中國神職及修女,保持頻繁且友善的接觸。對教廷而言,臺灣外交官友善且理解的做法,其實也會形成一定程度壓力,她必須在與中國政府的溝通當中,得到她想要的宗教自由,或至少相當程度的鬆綁。否則,為何要與中國建交呢?

四•我們的態度

        在中梵建交影響下的台梵關係,從信仰的角度出發,中國政府對待宗教及天主教的態度,才是我們最該關心的。如果藉由中梵建交,中國天主教教會乃至各種宗教,都能獲得其應有的宗教自由,我們臺灣的天主教教徒,都應該樂觀其成。基督徒有愛國的權利,但一位基督徒的終極目標是走向天國,世間的國家有其局限性,如聖奧斯定所說,天主之城是超越羅馬的。更何況前已述及,臺灣的政府在此問題上其立場是:如果中國政府有宗教自由,我們並不反對教廷與中國改善關係。所以臺灣天主教徒,不用在此問題上揹負與政府不同立場的壓力。

        在教廷外交實際上是有關當地天主教教會的前提下,是正式外交關係也好,或是派遣宗座代表的準外交關係,對於臺灣教會而言,說實在的,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更可以期待,基於對臺灣政府及教會的尊重,教廷應該派出總主教級的代表駐在臺灣,實際上提昇對臺灣教會的層級,改善過去雖有大使館但僅派駐代辦的不合理狀態。轉變期中,難免會有因情緒帶來的某些陣痛,那就是臺灣教會應該為我們的姐妹教會做的犧牲。

        反之,若教廷一方在放棄了某些原則的情況下與中國建交,則不一定是我們所樂見的。這些原則是什麼?重點有二,首先,天主教教會是主教制的,主教對其教區有絕對的管理權力,因此主教人選的決定權,是教廷一定要堅持的。其二,政教分離。中國現行對基督宗教的政策,是藉由各種層面的控制而弱化教會,若教廷在建交後讓政府的控制機制仍然凌駕於主教之上,在政府目的不等同於教會目的的情況下,建交不會帶給中國教會什麼正面影響。1我們觀察最近中國政府對教會愈益深入且持續的監督與干涉,基本上看不出有改變政策的意思,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廷應該思考建交能帶給中國教會什麼。而若不顧這些,又犧牲了臺灣教會的感情,只為建交而建交,我們有權利對教廷的外交部門抗議。這不是信理問題,教廷若不能按教會的信仰原則及組織原則行事,我們當然可以表達立場。

五•兩個觀察

        作為一個臺灣天主教徒,我比較關心教廷合理的外交作為,中國及臺灣政府的態度不是我最關心的,但三邊關係又彼此牽扯的,因此帶出以下兩個對中國及臺灣政府的觀察。

        中國政府會因為與臺灣關係的好壞而決定是否與教廷建交嗎?如果中國的外交決策是理性的,應該不會如此。這只會短期給臺灣當局製造一些挫折及困擾,同時更拉遠了兩岸的心理距離,實際上臺灣已經很習慣於與各國間的非正式外交關係,國際間也已建立了與臺灣的這種準外交關係。另一方面,如果中國要繼續對中國教會的控制,建交實質上對中國沒什麼好處,因為建交多少要有所讓步。中國政府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為何一定要控制教會?將教會當成偉大中國和諧社會的一個成員不成嗎?我想普世教會衷心的期盼也就不過如此。

        臺灣政府會因為中梵建交而受到重大打擊嗎?其實也不會。首先教廷想與中國建交是公開的秘密,臺灣的政府近年來應該已有備案。其次,前已提及與教廷的外交,能見度是最主要的,沒有其他經濟及政治重大利益,因此也不因此損失何種利益。只是臺灣身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政治實體,且有相當的經貿實力,卻老在強鄰中國的壓制下,不能名正言順的與各國包括教廷往來,在心理上會愈益增加對中國的敵視感。但國際政治強者的話語權是現實的,在目前臺灣只能與各國保持準外交關係的情況下,若想維繫與教廷的正式外交關係,那就好好經營兩岸關係吧。

返回目錄

Copyright©2016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