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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7年 夏季號 第37卷 總第185期 宗教改革500年反思


 

早在路德以前宗教改革的晨星
──兼談「合一運動」研究計劃調查發現


陳謳明主教、范晉豪座堂牧師 

        歷史的發展往往有其律動,經過長時間的蘊釀,各樣條件成熟,才會揭開歷史新的一章;不會單單因為一個人或一件事,而改變整個歷史的走向。然而,歷史學者往往也喜歡以一個代表人物或一件代表事件,標誌著歷史重大變革的開始。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年,正因為奧斯定修會馬丁路德修士(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1517年10月31日諸聖日前夕於教會大門貼出《九十五條論綱》,抨擊贖罪券背後的赦罪觀念,從中引申出對當時教宗與教廷在世權力設限,馬丁路德貼出這九十五條,原意是引起神學討論,豈料在往後所引發的是地方教會與羅馬教會的分裂,與及羅馬教廷與德意志民族的權力鬥爭。歷史揀選了這人這事,標誌著宗教改革浪潮的開始。然而,早在馬丁路德未在教會門前貼上九十五條以先,甚至遠在他出生以前一百多年,對教會進行改革的呼聲,早在英格蘭這片土地響起。

        談到英國,對於英國教會後來在都鐸皇朝歷經四朝漫長的宗教改革歷程,有些持質疑態度的人會問:「如果教宗良十世(Leo X, 1475-1521)接納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與凱瑟琳皇后婚姻無效的請求,英國會否出現宗教改革?今日的聖公會會否存在?」這次偶然的個人因素是否足夠推動整個英國的宗教改革呢?的確,教廷一度深信亨利八世所統治的英國是羅馬天主教最安全堅固的保壘。亨利八世在1521年敕令首相在倫敦焚毀大批流入英國的路德著作,並於同年發表《反對馬丁路德捍衛七聖事》一文,反擊路德的《被擄於巴比倫》對羅馬聖禮的批評。他這一行動還於1524年贏得了教宗敕封「信仰衛士」(Defender of the Faith)的美譽。

        一直以來,教會和國家有著微妙的制衡與合作的關係。在法制上英國人必須服從兩種法律,這分別是效忠國王和效忠教宗的法律。在大多的時候,國家法庭跟教會法庭存在著協調和合作的關係,國王和主教們共同統治英國。但當雙方出現意見不合或利益衝突時,到底何者為國家最後的主人?這成了國家和教會關係最嚴峻的考驗。尤其當亨利八世欲加強專制政體,以擴大君主統治全國一切的權力時,教會在英國內政上插手,包括阻礙亨利八世「離婚」決定,教會不單坐擁龐大的資產,向教廷納稅又使英國過半資財流向國外,凡此種種也大大挑戰了亨利八世作為國家最後主人的權威。我們可以斷言,亨利八世的「離婚」只是導火線,國內的宗教改革思想及政治條件早已埋下英國宗教改革的伏線。

        至於對教會改革的思想,早在馬丁路德還未出生以前英國教會已出了被稱為「宗教改革的晨星」(Morning Star of the Reformation) 的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1324-1384)。作為牛津大學的神學博士,威克里夫不是活於真空無菌的世界;一方面,他代表國家參與外交活動,另一方面他對當時國家與教會的張力,進行神學反思。和後來的路德相像,他對當時教會深感不滿,直斥教士缺乏認真敬虔的信仰、花光心計,為的是周旋於政教鬥爭、只著眼於教產的經濟利益。他認為教會要改革,必先杜絕當時教宗過分的權力,與教產帶來教士的貪念;另外,重申聖經的權威及君王對國家的責任有助教會健康發展。

        昔日威克里夫對教宗的批評,在今日來說可能是過分尖刻,但這正反映當時的政教的張力。他不滿教會對國策過分關注,攻擊教士過分染指世俗管治,君王在這方面的權柄應該凌駕教宗。另外,他認為基督是教會的頭,沒有一個教宗有資格稱自己為教會的頭,教宗的一言一行應當效法耶穌基督與聖彼得;他進一步質疑教宗的選立,認為樞機主教所選的教宗未必是上主所揀選,甚至不能自稱被揀選的。威克里夫後期甚至尖銳的批判教宗不是教會的一分子,是敵基督,這造成他一生與教廷激烈的衝突。在拆毀了教宗在教會無上權威後,威克利夫以甚麼取代呢?答案昭然若揭,他寫道:「就算有一百個教宗、眼前修士盡是樞機主教,若他們被稱頌,只因他們生命符合聖經。」

        威克里夫以沒有聖經根據為由,指責教宗無上權威或教廷對國家的干預,其指責比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更為嚴厲。當他跟教廷衝突越演越烈,聖經作為基督教權威核心及教義的唯一規範的想法越為明顯。他認為聖經蘊藏上帝而來的真理,不單是唯一權威,更應成為所有信徒共享的「教產」,而不應成為少數教士所壟斷的私產。要奪回屬於信徒的教產,他參考拉丁聖經武加大譯本(Vulgate),開始聖經的英文翻譯工作。早於7世紀,教會已翻譯一少部分聖經的英文,但這次要翻譯的是全本聖經。威克利夫以清晰流暢的英語完成新約的翻譯,而舊約則由其門生赫里福的尼古拉(Nicholas of Herefold,卒於1420)協助翻譯。修訂版於威克里夫死後1388年問世。雖然羅馬教廷視其翻譯充滿異端思想,並勒令消毀。但作為第一部英文聖經,正如路德的聖經譯本對德語影響般,威克利夫那清晰、有力而優雅的聖經譯本深深影響了日後英語的發展。

        論到君王的責任,威克里夫認為君王有監管教士於世俗操守的責任,若教士濫取教產,君王應予沒收;若不然,這是君王監管不力。因為上主差派君王作現世管治,一切阻礙其管治的組織,應予以懲治,教會也不例外。另外,參考舊約君王的事蹟,他指出君王有保護神學家的責任。他所指的「神學」其實是聖經的知識。英國作為基督教國家,國法應符合聖經的原則;神學知識的鞏固乃強化王國之本。因此,君王應有神學家在旁用真道協助朝政。

        威克里夫渴望現世教會能回歸教會原本簡樸的初心。教會須效法使徒時代般清貧,才不致迷失其應有的使命。他渴望守貧樂道的教士能取代爭權奪位的教士,才能有力的將福音宣告,而不是為今世的財富賣力。因此,在他的時代,他同樣指責販賣贖罪券,他認為這等同販賣聖職(simony),更直斥修道院此舉貪婪得無可救藥。因自基督至公元3世紀也沒有修道院,他認為修道院的存在缺乏聖經的支持,根本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它們的教產土地成為教會貪婪之根,應盡數收歸國有。威克利夫如此極端的思想,不單刺激了歐陸宗教改革的思潮;另一方面,其思想更被日後亨利八世所採納,成為沒收英國修道院教產的理由。

        威克里夫不遺餘力地向牛津的門生宣揚其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跟隨者被稱作「羅拉德派」(Lollards),即「喃喃的禱告者」之意。他們模仿聖經中耶穌差遣門徒的教導,兩個兩個四出遊行傳道,他們穿著深紅長袍,還赤足宣揚威克里夫的神學思想,他們的守貧和熱心,感動英國各地信眾,特別是貧窮階層的人民。當中激進者還參與泰勒(Wat Tyler, 卒於1381) 要求社會及經濟改革的農民起義。另外,威克里夫除在牛津陣形和「羅拉德派」的推廣外,倫敦的貴族與平民也是其重要的支持者,他們厭倦了教士對權力和財利的貪婪,熱愛他忠於聖經的講道。教廷面對空前的挑戰,教宗額我略十一世(Gregory XI, 1370-1378年在任)在威氏生前曾出了五道敕令,要求逮捕他,並交予坎特伯里大主教及倫敦主教審訊。一如馬丁路德獲得德意志的貴族保護,威克里夫在國家保護下安享晚年,在1384年12月31日主懷安息。

        威克里夫一生信仰改革的熱情雖換來異端之污名,乍眼看來,如其屍骨被掘出焚燒般,付之一炬。但在歐洲宗教改革還未萌芽之前,宗教改革的星星之火已在英國教會漫延。當有人再問:「如果教宗良十世接納亨利八世的離婚,英國會否出現宗教改革?」我們可以回答說:「宗教改革的晨星早在馬丁路德還未誕生前已照亮英國,為英國日後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礎。」當改革的風潮由歐洲大陸吹回英格蘭的土地,威克里夫的改革思想一早已為這新一輪改革風潮作好預備,不少羅拉德派教徒也成為強大的助力,為這英國宗教改革推波助瀾。

        歷史的巨輪沒有在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運動停頓下來,過往因教義、傳統與及政治因素而分裂的基督肢體又再一次走在合一的路上,在促進彼此對話中邁向共融。然而,過往歷史的教訓仍是今日教會的良師。正如英格蘭的威克里夫與德意志的路德眼見中世紀教會,在世俗權力過盛下迷失了,他們決意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領域鞭策著教會不斷抱著改革求進的激情,莫忘教會的初心,擁抱聖經的真道,並提醒神職人員與信徒一同學習,一同侍奉,鼓勵所有信徒重視自己門徒的身份與使命。如此,基督在世不同肢體在不斷自我改進與尊重對話中,不單內在地更能彰顯基督宗教內的合一見證,教會的生命力亦能外顯於世上像明亮的晨星,讓基督的真光藉教會照耀人世間的黑暗,讓歷史邁向光明的未來不可或缺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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