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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7年 秋季號 第37卷 總第186期 雙百年回顧 - 花地瑪奧秘與蘇俄革命


 

當劉曉波遇上巴斯特納克
從俄國革命看今日中國知識份子的承擔


林瑞琪

        2017年,為兩位沒有機會領受「諾貝爾獎」的人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年。歷史巨輪將他們連在一起。

        他們一位是蘇聯時期的俄國作家巴斯特納克(1958年獲文學獎);另一位是中國文學家及思想家劉曉波(2013年獲和平獎)。他們除了同樣是被自身所處的政府當局限制不能出席領受「諾貝爾獎」;更有另一個重要的共通點,是在思想及作品方面,不斷反省一百年以來共產主義革命對各自所在的社會及民族的衝擊。

巴斯特納克生平

        巴斯特納克(全名為「鮑里斯·列昂尼多維奇·巴斯特納克」),1890年2月10日生於莫斯科;父親雷奧尼(Leonid)是名畫家,母親羅莎(Rosa)是鋼琴家。巴斯特納克先在莫斯科大學主修法律及哲學,並於1913年畢業,包括一學期改在德國馬爾堡大學(University of Marburg)進修;但畢業後隨即改為專注文學創作。(Peverar, 2011, xiv-xv)

        巴斯特納克於1946至1955年間窮盡晚歲的十年精力寫成了名著《齊瓦哥醫生》(Peverar, 2011, ix);1957年在意大利文譯本首度發行,一紙風行,並於195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在致瑞典學院確認接受獎項的電報中表示對於獲獎:「極為感恩,激動,榮幸,驚訝,慚愧。」(Peverar, 2011, xi)

        然而,面對國家主政當局所發動的批判攻勢,巴斯特納克為求保持作為「俄羅斯人」的身份,只好主動謝絕領獎。他在1958年10月29日致電瑞典科學院,當中寫道:「鑑於我所從屬的社會對我被授獎所做的理解,我必須謝絕這份頒了給我而我所不堪當的獎項。幸勿因我的主動拒絕而有所不安。」(Peverar, 2001, xi-xii)

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性反思

        蘇聯政府在1958年不願見到巴斯特納克領獎,是因為小說中批判蘇聯革命與人性的對立。然而,如果我們細讀《齊瓦哥醫生》,我們會見到巴斯特納克並沒有否定蘇俄革命對當時人民的吸引力;他借著「第二男主角」帕莎(Pasha, 又名Strelnikov史迪?哥夫)在自殺之前一夜向主角齊瓦哥醫生交心的一節,去抒發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感受。

是甚麼統合這個時代?是甚麼把十九世紀塑造為獨特的歷史階後?是社會主義思想的誕生。革命爆發了,無私的青年人捨身於戰壕。……馬克思主義來了,它發掘出罪惡的根源是何物及解救問題的方法所在。它成了這個世代的鉅大力量。(Doctor Zhivago, Part 14 section 17)

        對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予以肯定而又堅守批判之道的人,早在巴斯特納克之前已經存在,當中教宗良十三世就是一位極具先知性批判力的前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推崇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他在《百年》通諭中描述《新事》通諭對社會主義的先知先覺時寫道:

教宗良預見到「社會主義」所提出的社會秩序,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均將出現各種負面的結果;而那些社會主義當時還不過是一種社會哲學主張,未成為日後全面組織起來的一種社會運動。當時的社會主義仍不是後來強而有力的國家,亦沒有日後所操縱的大量資源,可是教宗良在抨擊「勞工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法時,卻以之為首,確令人有點訝異。然而,他卻準確判斷出這個解決方法的危險性,因為這方法既簡單又急進,對群眾來說,實在非常吸引;當時,新近工業化國家的勞工階層普遍處於極不公的可怖情況,所以這方法更為危險。(《百年》通諭,12)

        更令聖若望保祿二世佩服的是良十三世同時指出「社會主義」此路不通,他在《新事》通諭中寫到,「社會主義的主張,即財富之公有,實應被徹底棄絕,這已是明顯的事,因為它會損害到它原意想加惠的人。」(《新事》通諭,15)

        《新事》通諭頒佈於1891年,即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之前的26年,教宗良十三世早已預見這主義的政權將會誕生,確有超乎常人的洞見。(林瑞琪,2010,頁33-34)

        巴斯特納克與教宗良十三世同樣對社會主義革命不存寄望,但亦同樣不主張以革命去回答革命。Peverar分析到巴斯特納克對於「革命」有兩層的認知:一方面,革命的確切實地反映出人民的渴求及需要;但另一方面,革命亦是「專業革命者」強加於人民的體制,衍生出置人於死地的一體化及庸碌化。(Peverar, 2011, xviii)

        時至今日,就連我們祖國的領導層也明白「絕對的財富公有化」是此路不通,然後才有二十世紀末的改革開放,而能成就今日的經濟騰飛。但經濟的成功並不表示社會相應得到改善,因此有賴於社會改革的深化。

劉曉波生平

        「另一個革命並不能解決前一個革命所留下來的問題」,這是剛在今年逝世的劉曉波所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劉曉波,1955年12月28日出生於中國吉林省長春市。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吉林大學中文系學士、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及博士(1988年取得),是多產作家。在歐美作學術訪問後於1989年回國參加「天安門民主運動」,與周舵、侯德健及高新組成絕食的「天安門四君子」;2008年起草及推動聯署《零八憲章》,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近二十年來大部份時間被監禁;2017年7月13日因病逝世,享年61歲。(《明報》日報,2017-7-14,A1;《信報》日報,2017-7-14,A14)劉曉波逝世後妻子劉霞(兩人於1996年結婚)繼續被政府當局拘禁。(《信報》日報,2017-8-14,A14)

《零八憲章》對歷史的反省

        作為文學家,劉曉波對現代中國社會的貢獻遠遠不止於發表《零八憲章》一事上;但《零八憲章》又確實是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有著無可迴避的重要性。(編者按:《零八憲章》全文及303名聯署者的全名單,可見於《鼎》152期,2009年春季號,中文頁30-33。)《零八憲章》的「前言」提到,

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二千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制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

        劉曉波精闢地道出再一次革命並非出路,因此在《零八憲章》提出適度改良的意念。《零八憲章》的19項「基本主張」細列如下:

       一•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

   二•分權制衡: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

   三•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搆由直選產生,實行立法民主。

   四•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干預。

   五•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包括警察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

   六•人權保障:

   七•公職選舉: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

   八•城鄉平等: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九•結社自由:開放黨禁,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

   十•集會自由。

   十一•言論自由。

   十二•宗教自由。

   十三•公民教育: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為本的公民教育。

   十四•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

   十五•財稅改革。

   十六•社會保障。

   十七•環境保護。

   十八•聯邦共和:

   十九•轉型正義:為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


        劉曉波在「結語」中提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為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裡,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不能再拖延下去。」

歷史探討

        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沒有提到1917年的共產主義革命,但卻為32年後的中華版「十月革命」指出了歷史的出路。劉曉波並不抹殺共產主義革命對中國的重要性;否則就不會寫出《零八憲章》這樣溫和的革新草案。他認同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領導實況,而建議國家改革,好使全民族進入新紀元,是這一代許多知識份子(包括筆者本人)的期許。

        夾在巴斯特納克與劉曉波之間的另一位俄羅斯作家索贊尼辛(Solzhenitsyn)似乎比他們兩人幸運一點。蘇共雖然同樣以威脅不容許他歸國,因而迫使索贊尼辛不願在1970年底冒險出國到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但在1974年索贊尼辛被驅逐出境,卻使他得以在蘇共解體前的十多年,在自由世界深刻地剖析社會主義的困境。

        索贊尼辛的名著《古拉格群島》(描述蘇聯國內政治犯監獄及勞改營的實況)的確使蘇共惱怒不已,但那已是「諾貝爾獎」頒授之後的事。索贊尼辛受到壓制,原因主要在於他的另一本被禁之書《一九一四年八月》;這部小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坦能堡戰役」為背景,道出了俄羅斯革命的無可避免,也提出了歷史的種種不幸。

        歷史發展有趣的是,1974年索贊尼辛被蘇俄「驅逐」出離國境之後,反而有機會重整原本為爭取能在蘇聯國內發行而抽起的敏感部份,包括目前完全本的第22章有關列寧在該時代所扮演角色的描述。(Publisher’s Note on August 1914, 2014, v)索贊尼辛也是三人中最幸運的一位,能親眼見證自己祖國向著人性化的社會邁步發展。

        本文走筆至此,筆者必須申明,個人來說絕對沒有半點心意要否定另一位蘇聯作家蘇洛索夫於1964年能順利領受「諾貝爾獎」的名著《靜靜的頓河》的文學地位。

        然而,不能否定的是,文學家之能夠名垂千古,在於要能「特立獨行於天地間」,「雖千萬人,吾往矣!」

結語

        巴斯特納克不願到瑞典領取獎項,是因為國家政府不打算在他出國之後讓他回國;(Peverar, 2011, xi)而劉曉波卻是渴望在生命終結前出國以化解僵局,但卻未能得到執政當局的肯首。巴斯特納克在解決與國內主政者矛盾時明確表示:「我的出生、生命以至工作,都使我與俄羅斯緊密相連。我無法想像在與俄羅斯分離在外時我的命運將可以如何。」(Peverar, 2011, xii)劉曉波向國人所說的又是:渴望自己成為在這個國家內以言入罪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劉曉波遺言)

        歷史辯證的吊詭之處在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成功以至其衍生出來的無可避免的獨裁體制,正使這一代的知識份子(特別包括上述三位知識份子標兵)明白到,武裝革命以推翻政府,也許可以換來短暫的掌聲,但到最後也只不過是以革命家自己去代替「被革命者」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獨裁者。(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永垂不朽!)

        以上幾位有識之士,在論述中都並非要否定二十世紀上半葉一連串的「主義革命」必然性;他們要說的是,在革命之後如果沒有「愛」,革命將可以甚至必然是非常恐怖的事。

        在此,筆者深深敬佩充滿基督宗教情懷的劉曉波先生所散發出令人難忘的殉道精神。謹以保祿宗徒致《羅馬人書》第八章35至37節為我們這位剛逝世的前輩送行。

那麼,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正如經上所載:「為了你,我們整日被置於死地,人將我們視作待宰的群羊。」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

參考書目:
  • Publisher's Note, 2014, in Solzhenitsyn's August 1914, Vintage, London. 
  • Peverar, 2011, “Introduction” to Pasternak's Doctor Zhivago, Vintage, London. 
  • 林瑞琪,2010,「從《新事》到《在真理中實踐愛德》」,收錄於《鼎》,第157期,2010年夏季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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