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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7年 冬季號 第37卷 總第187期 教宗本篤致中國教會函10週年


 

中共十九大之後看天主教會未來(編者的話)


林瑞琪,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本刊執行編輯 

    湯漢樞機自2009年4月由前任陳日君樞機手中接掌香港教區以來,至今已超過八年之久,而領受樞機紅冠也超過五年了;今年7月31日滿78歲的湯樞機,在滿全教宗方濟各邀請他額外延任的三年之後,離任香港教區主教,順利回歸安靜閑適生活。

    天主教會是一個指向永恆救恩的團體,她的終極關懷是來世的歸向,這是基督交付給她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天主教會的存在,卻是非常具體的,既活現於世界中,亦向世界宣講,邀請全人類反思未來世界的終向,並促進人類改善現世的生活,以迎接基督所預許的未來。

    在此框架之下,天主教會與現世政權的互動,成了不可迴避的生命課題。

    2017年是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發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天主教信眾信函》(以下簡稱《教宗信函》)十週年,在可見的未來,中國教會的發展方向,以「教宗信函」為主軸,是理所當然的事;與此同時,放眼中國在中共十九大之後的政壇,顯然是習近平主席領導天下的局面,而從目前人事安排而言,習近平主席在未來歲月仍能延伸其對國家的承擔,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教宗信函》與習近平的治政風格,成了影響中國天主教會發展方向的兩大主要力量。

    《教宗信函》一再強調,教會對現世政權沒有半點野心。教宗本篤引述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1999年所說過的:「我可敬的前任曾說過:『聖座期盼以整個天主教會的名義,我相信、也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敞開對話的空間,這是人所共知之事。為了中國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期盼在克服了以往的誤解之後,彼此可以一起合作。』」(《教宗信函》,4)

    教宗方濟各於2014年邀請信眾重讀教宗信函,顯示出他完全同意兩位前任在這方面的看法。

    早在習近平登上中國國家主席寶座之前,以至他在2013年上任之際,新加坡的開國領袖李光耀先生曾先後推崇習近平主席為世界新一代的領導人,更將習主席比擬為新時代的南非總統曼德拉一樣受人尊敬的人物。

    習近平主席與曼德拉總統的異同之處,政論家自有不同的觀察。為筆者而言,習氏與曼氏的人生經歷畢竟有太多的差異。若要以習主席與近代的世界領袖相比,筆者認同不少政論家所提出,習主席與李光耀總理最為相似。

    當然,與李光耀相比,習近平所主理中國要龐大得多;但他們同樣是以一個嚴格紀律的黨,去治理一個外部挑戰及內部需求的政府。很顯然,兩人都極看重推行鐵腕治國,十分講究政治團隊的廉潔及效率;兩者都以心繫「黨國存亡」為己任,亦因此而對相反意見十分在意。

    誠然,李光耀所經歷的當政最初十年的生死存亡危機是非常獨特的經驗;但習近平面對即使是徐才厚這樣的軍中高層亦絕不手軟,當中的危機感亦實在不遑多讓。

    李光耀所以在過程成功地帶領新加坡穿越時代急流,靠的是全體群眾的普遍支持;也許新加坡的民主選舉從來未有實現真正的競賽性局面,但李光耀在贏取民心上做到鉅細無遺,卻是連他的政敵也無法否認的。

    李光耀的成功,造就是大中華社會上一項政教關係的特殊方式;一方面,李氏完全尊重天主教會在信仰上及內在生活上的完整,政府對教會內部完全不加干預;但另一方面,政府亦要求教會避免介入政治;教會要充份支持政府在社會改進方面的決心及努力。

    顯然習主席亦從來不會忽略人心的歸向,以至一再在傳媒上提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談到習近平首屆主席任期內對基督宗教的影響,當然大家都會記起令人痛心的「浙江事件」,事件的始作俑者已被歷史的洪流所摒棄,筆者盼望國內外的宗教人士以至非宗教人士都將「浙江事件」長記於心,好能避免日後相同的慘劇會重現。但在痛心之際,我們不應忽略習近平在近五年來一些積極的轉變。

    對於天主教會而言,習主席上任以來,未有再現非常祝聖主教事件,這是值得肯定的事。各地已得到教宗任命的主教,緩慢而逐步舉行祝聖禮,我們對接著舉行的合法祝聖禮,亦有很深的期許。

    再者,習主席在2016年4月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中提到,要求「宗教團體的領導班子要堅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標準,」確切地點出十多年來宗教團體領導層中種種腐敗現象的嚴重問題。

    同樣難得的是,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假如中國各級幹部以至宗教事務管理隊伍能落實習主席所設的以「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為工作前提,則相信是宗教界一項長治久安的基礎。

    不少評論家都提出,中國在治國理念或多或少有參考到新加坡模式,則在宗教管理上又何妨參照「新加坡模式」實行徹底的政教分離,宗教事務上保持「信仰及教理完整」,而宗教團體亦可以放心地在國家發展方面,充份信賴政府的領導及施政;筆者甚有信心這在可見的未為中國為教會是最理想的互動模式。


林瑞琪,2017年11月22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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