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pod


鼎 2018年 春季號 第38卷 總第188期 中國教會承受嚴峻政治壓力


 

習近平焦土政策的背後因素──探視其對異見人士及公民社會的衝擊


林和立 著,小丁 譯 

中國政治核心的矛盾:控制越嚴,當局越不安

        「世界公民參與聯盟」(CIVICUS)在2017年底發表一百多個國家的公共領域現狀與發展報告,當中將中國的評級從「壓抑」降至「封閉」。聯盟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侵犯基本公民自由的情況不斷加劇」深表遺憾。該設於約翰內斯堡的監察機構指出:「自2015年以來,中國一直通過大規模逮捕律師及活躍分子、關閉推動和平對話的網站和部署對付異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保安部隊來打壓批評者。」報告認為,在中國已被圍堵的公民社會將受到針對非政府組織和國家安全的新法規進一步限制。

        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活躍分子和公民社會團體的打壓,儘管已有廣泛報導,但本文就習近平政權實行焦土政策以收緊對所有國民在意識形態上和其他方面的控制,嘗試進行闡述其背後的特殊原因。一方面,習近平政權所實現的經濟成就,贏得包括美國等先進民主國家輿論的好評。儘管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在過去三十年已有所提高。另一方面,黨國機器建立了一套高科技的警察國家機制,幾乎不給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地下基督徒和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留下任何空間。究竟黨國為何執意要進一步收緊控制言論,甚至包括溫和的異見表達?

        至少有三個因素起著作用。儘管中國在2017年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6.9%,但在所謂「中國經濟奇蹟」的盔甲上,縫隙變得日益明顯。經濟增長主要通過政府對基礎設施、國防、房屋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投資來實現;這些龐大開支的資金來源是貸款。根據獨立的估算,中國的總債務水平達到GDP的三倍。企業和消費者的債務分別相當於GDP的175%和44.4%,並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由於債務堆積,增長率下降似乎無可避免,比方說每年4%或5%。惠及社會下層的財富將會大幅減少。中國的堅尼系數估計接近0.6%,因此不能排除中期內會發生大規模社會動亂。

        其次,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一直煽動民族主義火焰,視之為中共政權合法性最可靠的支柱。這意味著在靠近日本、台灣、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地區進行軍事挑釁。習近平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是支配一切的宏大計劃,意圖重振中國作為中央王國的地位。然而,北京政府在洲際基礎設施項目上的巨額投資,激發了「中國威脅論」,同時加劇了本國的債務。此外,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一旦習近平團隊的外交政策失敗,可能誘發人民群起反對黨國機器。

        最後,自我授予了「黨的核心」、「最高統帥」以至「經濟沙皇」等稱號的習近平,是天生的偏執狂。他在過去五年成功攫取權力,意味著他樹立的敵人比前兩任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加起來還要多。習近平在2016年策劃徹底清洗解放軍的領導層,特別是「大老虎」郭伯雄和徐才厚的派系,令數以百計被迫離職或被邊緣化的高官咬牙切齒。這位66歲的最高領導人對可能發生政變或暗殺的威脅深感不安;他試圖自保,主要是通過任命黨羽和親信擔任高級將領職務,如此一來使軍中派系之間業已嚴重的分裂更形惡化。

日常生活軍事化與高科技警察國家機器的建立

        獨裁者擁有越多權力就越感不安全,近乎「草木皆兵」。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即理論上把自己等同於毛澤東。政府單位、學校、工廠和國營企業都在學習這位廿一世紀偉大舵手的智慧之言。更重要的是,總司令依靠赤裸裸的力量來加強他的權威,並對黨、軍隊和一般公民實施更嚴格的控制。

        刻下正在發生的是危險的日常生活軍事化。自去年秋季至今舉行過的兩場大型閱兵儀式上,習近平要求二百三十萬解放軍官兵保持對最高指揮官的「絕對忠誠,盡忠職守」。政治局委員發出了諸多指示:「軍隊應該聽從習主席的指揮,對習主席的命令負責。」習近平還加強對武警的控制,這支一百五十萬人負責國內治安的準軍事力量,最近以一首名為《做習主席的好戰士》的歌曲讚揚習近平。

        在解放軍、武警、公安人員和國家安全局特工的協助下,習政府設立了廿四小時、多維、全方位、無處不在的警察國家機器,其效能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譯者按:《一九八四》作者)無法想像的。這個「維穩」

        網路有賴資訊與通信科技、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的最新發展。例如,公安使用先進的「人臉辨識軟體」,搭配成千上萬安裝在中國各地公共場所的監控攝錄機,來掌握異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活躍分子的動向。維穩當局還建立了全國「社會信用」資料庫,以追蹤數億公民的財務狀況和其他個人特徵。公安和國家安全部門利用社交媒體、電子商務平台、銀行和電子財務公司提供的資訊,可以容易地監視再平凡不過的公民活動。

焦點:自由派知識分子、維權律師和地下基督徒

        准警察國家機器的目標主要有三類人,他們被視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對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構成正面威脅。第一類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儘管北京牢牢控制著互聯網和其他媒體,作家和輿論領袖卻揭穿中共用以建立權威的種種謊言。例如,學者揭露了中共在抗日戰爭(1937-1945)期間的角色,以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的暴行。他們抨擊北京如何利用毛澤東式手段從小學到大學給學生洗腦。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對官方統計資料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例如為黨的成就塗脂抹粉的國家和地方GDP數據。

        維權律師是當局最無情地整肅的公共領域群體之一,他們專門為農民工、徵地受害者、地下基督徒等被打壓者,或在黨操控的司法制度下受剝削的公民捍衛權益。維權律師僅有三百人,佔全國估計約二十萬法律專業人士的極小比例。2015年7月9日,逾二百名維權律師和法律活躍分子被公安逮捕。大部分人遭受酷刑,並判處至少七年徒刑。對於律師受到不公義對待,習近平及其同僚一再聲稱,中國恪守「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制度」。

        警察國家的第三個目標是教會,尤其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會。中共本質上不能容忍任何它無法控制的組織,以免其發展成為可能挑戰黨統治地位的敵對政治中心。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波蘭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衝擊波蘭共產黨當時的無上權威時,鄧小平警告必須防止波蘭病菌擴散至中國。在習近平於2002至2007年擔任省委書記的浙江省,近年有逾千座教堂整座或部分被摧毀。雖然大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動在2016年稍見偃息,但維穩機器投放了更多資源來監控合法教會和地下教會的活躍分子,例如每座教堂被安裝監聽設備和監視鏡頭,由公安和「街道辦事處」嚴密監控。習政權於2015年起推進基督宗教「中國化」。負責宗教事務的幹部表明北京堅持引導基督宗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一致」。

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

        雖然中共未能解決經濟上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但習近平的領導班子卻在全球範圍內施加影響力。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學、DNA工程、無人駕駛飛機等尖端領域取得的成就──更不用說導彈和潛艇等先進武器──顯然促使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提高軍事預算,並採取更嚴厲措施來防範中國「盜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總而言之,認同「中國模式」可行的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客,甚至美國頂尖大學一些教授亦然。

        密切觀察中國的專家認為在近期內,或說習近平的第二個總書記任期(2012-2017),中國將不會在經濟或政治舞臺上硬著陸。然而,重大的歷史事件,尤其是具有類似革命力量的巨變,往往無法預測。中共領導層對所謂「低端」人口採取嚴厲而高度歧視的措施,突顯了管治國家的「紅色貴族」與低下階層之間潛在卻不斷加劇的矛盾。更重要的是,連富裕的企業家也「以腳投票」,把財富置於海外,並大多在英語國家取得居留權。這導致2016年及2017年資金外流達到驚人的水平,迫使北京延遲實行資本賬戶交易的自由化。

        早在胡錦濤時代(2002-2012),許多漢學家認為中國共產黨具有相當程度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前任主席胡錦濤作為致力於維護黨的權力壟斷的保守幹部,嘗試過推行不同形式的「黨內民主」;他對第一批在中國各地萌芽的非政府組織也相對寬容。然而,習近平主席偏愛列寧式作風,將權力集中於黨的最高點──即他自己的手中──大大限制了中共的「韌性」及其處理危機的能力。雖然我們無法預測中共何時會垮臺,但似乎可以肯定,習近平恢復毛澤東式做法只會導致社會政治秩序更不公義和動盪,「紅色統治階級」繼續壟斷政治和經濟資源,而一般公民享有的自由和參政權利將進一步受壓。這是長期不穩定和兩敗俱傷鬥爭的公式,其後果可能威脅到亞太及以外地區。

 

返回目錄

Copyright©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