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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8年 夏季號 第38卷 總第189期 中國教會面對新媒體的挑戰


 

從各省的宗教創傷看「宗教白皮書」(編者的話)


林瑞琪,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本刊執行編輯 

    《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於2018年4月3 日經由《新華網》向外發佈,全文共約八千字;除卻「前言」及「結束語」之外,共分五章。大體而言,「白皮書」不但可以說是沒有給人帶來驚喜,且予讀者有「陳腔濫調」的印象;相對於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4月所發表的「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的重要講話,今次的「白皮書」更可說是開了倒車。

    「白皮書」的第一章題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但在過往的經驗中,國內宗教政策的所謂「保護」,實質上是流於「約束」及「監管」。近幾個月河南省發生的封鎖及拆毀宗教建築物的事例顯出,令人心酸的事在未來歲月仍是防不勝防。更令人擔憂的是,「白皮書」在第一章的中段提到,「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是中國憲法確定的原則。」這便等於將往日的宗教群體自發的「獨立自主自辦」,提高到「中國憲法」的層次,豈能不令人心寒?同一章中又提到:

獨立自主自辦原則是中國人民在民族獨立、社會進步的鬥爭中,基于天主教和基督教長期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所控制和利用,被稱作“洋教”的屈辱歷史,由中國信教公民自主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第一章說天主教在中國被形容為『洋教』,這一點似乎太負面,因為事實上早在中國天主教十九世紀末以至二十世紀初,國人教友中的有識之士如馬相伯、英歛之,加上外籍傳教士中的進步人士如雷鳴遠及剛恆毅等,已致力將天主教會「中國化」且取得一定的佳績。習近平主席在多年前以甚具歷史宏觀視野的眼光將中國抗日戰爭定位為自1931年開始的十四年抗戰,就是重新確認許多前人的貢獻;「白皮書」現在一下子抹煞了百年來在中華大地上天主教人士的努力,且將之簡單歸納為「鬥爭」的成果;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話得說回來,基督宗教群體要實行中國化也不容易,本來教會在新春掛上春聯,就是要體現有「中國化」特色的慶祝方式;可惜卻偏偏在河南省受到地方政府的扼殺;(《公教報》,2018年3月4日,頁15)這怎能叫人不氣餒。

    「白皮書」第二章「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的法律保障」中,列舉了諸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等法律均有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相關規定。」但實際上,有關的法律對宗教界產生的連帶約束,使人難免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嘆。

    這第二章又提到「2017年修訂公布的《宗教事務條例》,強化了對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權益的保障,依法……管理宗教財產……」這幾句話更是不少海內外宗教人士感到十分頭痛的問題。但言猶在耳,今年四月份河南省卻傳出教堂財物遭到充公的惡行,(《公教報》,2018年4月20日,頁17)確令信眾徒呼奈何。

    「白皮書」第三章「宗教活動有序開展」,詳細列出各宗教的情況,理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指出各宗教人數如下:

中國……信教公民近2億,宗教教職人員38萬餘人。佛教和道教信徒眾多,但普通信徒沒有嚴格的入教程序,人數難以精確統計。佛教教職人員約22.2萬人。道教教職人員4萬餘人。10個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總人口2000多萬人,伊斯蘭教教職人員5.7萬餘人。天主教信徒約600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0.8萬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萬人,宗教教職人員約5.7萬人。

    當中最明顯的分別是,伊斯蘭教及基督教信眾的人數都較往日上調;與2010年稱基督教信眾人數為2000萬,至今大幅倍增,但這也僅是各方面不同的推算數字中的最起碼人數而已。至於伊斯蘭教的人數,似乎仍被明顯低估了。

    「白皮書」所說的「天主教宗教教職人員約0.8萬人」,這一句話與我們上一期的年度統計一致,反映出「白皮書」計算了「地下」及「地上」各方面的數字。至於相對於2010年的《宗教白皮書》,刪去了「介乎六百萬至一千二百萬」之間的說法,反映出有關方面對天主教發展停滯的警覺。

    此外,「白皮書」第三章又提到,「截至2017年9月,經國家宗教事務局批准設立的宗教院校共91所,其中佛教41所,道教10所,伊斯蘭教10所,天主教9所,基督教21所。全國性宗教院校6所,分別為中國佛學院、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中國道教學院、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中國天主教神哲學院、金陵協和神學院。宗教院校在校學生1萬多人,歷屆畢業生累計4.7萬餘人。」由於當中沒有各宗教的分拆數字,若以41所宗教院校而有在校學生一萬多人,則每校大約應有三百至五百人;但按我們所知,相對之下,所有天主教學院的大修生加起來尚不到400人,僅達其他宗教的一校之眾而已,天主教院校的人數實在「令人難堪」。

    「白皮書」第五章「宗教關係積極健康」提到,「中國妥善處理黨和政府與宗教、社會與宗教、國內不同宗教、中國宗教與外國宗教、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等多種關係,形成了積極健康的宗教關係。」這些說話基本上是完全參照習近平主席2016年的講話。然而,嚴重的問題反而是出在「白皮書」第四章「宗教界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當中談到宗教界對現代社會的貢獻,表面看似是承接習近平主教的2016講話,但細節方面一轉,就給宗教界帶來一個無名的威脅。筆者懇請讀者先回顧習主席講話的原文如下:

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於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

    習主席的原意是要保護「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然而「白皮書」卻借用主席發言的框架,即把「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努力對宗教教義教規作出契合國情和時代要求的闡釋」一句,的中間塞進了「佛教界和道教界開展講經交流活動,伊斯蘭教界開展“解經”工作,天主教界推進民主辦教,基督教界開展神學思想建設,」等等幾句話,變了將「民主辦教」列為「基本信仰、核心教義」。這種偷龍轉鳳的手法,叫人完全不能接受;這也完全出賣了習主席的客觀及包容的原意。

    總體來說,「白皮書」不但未有讓海內外宗教人士對中國的政教關係釋疑,更叫人看到宗教事務幹部處處在鑽空子擴大政教之間的矛盾;再者,「白皮書」處處顯示出宗教幹部不斷將在中國的宗教「工具化」,將宗教矮化為一種特別受監管的另類組織,這實在是嚴重地否定中國宗教人士的主體價值;無怪乎在過往四年中國浙江省溫州地區對基督宗教(無論地下地上群體)作恣意摧殘的行為,在中央一再叫停之餘,尚在國內其他省份紛紛捲土重來。(《公教報》,2018年3月18日,頁21;2018年4月8日,頁15)這些事竟然繼續在二十一世紀強調社會文明的今天不斷發生,實在叫人感到憤慨及哀傷。


林瑞琪,2018年5月17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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