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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8年 夏季號 第38卷 總第189期 中國教會面對新媒體的挑戰


 

七位遣使會士在華的殉道及宣福 -
文致和主教與同伴的故事(1937-2017)

Vincent Hermans著 黃懿縈譯 


        在教會歷史長河裡,中國因著眾多殉道者而聞名。有關聖董文學(Jean-Gabriel Perboyre,1840年卒)、聖劉方濟(Jean-Fran?ois-Regis Clet,1820年卒)及1870年在天津被指控殺害孤兒並挖眼剖心製藥而慘遭殺害的仁愛會修女,遣使會士(Vincentians)和仁愛會修女(Daughters of Charity)對的他們的事跡永誌不忘。 

        120位中國殉道者2000年在羅馬榮列聖品,但並非所有殉道者都成為聖人或真福。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聚焦於七位遣使會的殉道者、一位熙篤會隱修士和一位平信徒,他們1937年在中國遇害:文致和主教(Francis Schraven)與同伴。

        為甚麼會特別注意到他們?自從2005年一本小書在中國面世以來,他們的死亡就進入人們的腦海裡。

        在正定府(今正定縣)教區慶祝成立150周年,以及地下主教賈治國晉牧25周年之際,這位文致和主教的繼承人指示為文致和與同伴的苦難和殉道事跡進行文獻研究,使之聞名於世。「這是我們教會歷史上光榮的一頁,也是我們牧者的榜樣……。因為我們從前人那裡獲得了信仰的十字架,我們有責任宣揚它,使它活著,並傳給後來的人。」從這本書中,我們得知正定人對第八任主教文致和與同伴的殉道事跡有多少文獻資料和生活記憶。它的使命是向殉道者致敬;毫無疑問地,行兇動機已經顯明。

事件實況?

        從1937年7月起,中國與日本正式交戰。日本人沿著鐵路線往南推進,中國人挖掘戰壕。日本飛機不斷進行空中偵察。熙篤會隱修院位於鐵路線旁,院長認為城裡更安全,讓患病的修士先行進城。10月7日,由於預料日軍來襲,城門關閉,其他熙篤會士再也進不去。同一天日本人開始進攻,炮火猛烈射擊。十米高的古城牆被炸毀。有三千名女孩、婦女、兒童和老人躲進文致和主教的主教府內避難,與仁愛會修女在一起。事後他們找到813個炮彈孔,幾幢建築物局部損毀,只有三人當場遇難。10月8日,轟炸仍在繼續,又有許多人逃進主教府,大部分是婦女。當時難民已有五千至一萬人,所有房間和走廊都擠滿了人,如同罐頭裡的沙丁魚。主教府內婦女聚集之處彷彿是個安全區。

        10月9日星期六一切平靜。中國軍隊已然撤離正定府,日本人進駐城內。新一波難民潮,包括非基督徒,翻越牆壁和屋頂湧入主教府,在主教座堂四周找尋容身之所。日本高級司令部把正定府交給軍隊任憑他們處置八天:搶掠、洗劫、毀壞、強姦和屠殺,他們不放過任何一位可能打扮成平民的士兵。這是作為他們拿下這座城的獎賞。整天不斷有士兵翻越圍牆、屋頂或從大門闖入主教府大肆搜掠,搶走難民的財物。日本軍官員前來巡視,並到處張貼禁止告示,卻不得要領。到了下午,日本軍官和他們任命的中國籍地方官員來視察主教府,他們的行為很有節制。

        大概傍晚五點,一個約十人的團夥強迫門衛打開主教府大門。他們想找聖若瑟會的修女,似乎正在尋覓歐洲婦女。法國籍會長Charny和會計修女受到警告,在過程中她們被幾個日本士兵囚禁在門房。七點時,文致和主教和所有神父、修士和客人聚集在飯廳用膳。這團夥闖入飯廳,命令所有人站起來,保持不動。他們將文致和主教戴上手銬,蒙住他的眼睛。斯洛伐克籍的前海軍軍官畢先生(Biskupic)想保護主教,可是馬上被擒住,接著是其他六名歐洲傳教士。幾位中國籍神父目擊事發經過,呆在當場,但毫髮未傷。被捕者的脖子和雙腿間捆綁著繩子,被押往外面。這群兇徒問哪裡可以找到歐洲女人,其中四人用槍指著一位中國籍神父走到仁愛會修女院大門,大聲敲門。勇敢地守門的修女在對方威脅下依然堅拒開門。於是,九名歐洲人被帶到主教府外,有一輛卡車在那邊等著。當天晚上,日軍按照慣例,在一座佛教百年古塔附近火化了所有陣亡的日本士兵屍體。

失蹤以後

        日本人竭力阻止任何人讓外間世界知悉此事。整個代牧區震驚不已,修女害怕她們也會被擄走。照顧數以千計婦女的責任使修女們撐下去。有些勇敢的人冒著極大危險發出警告,其中幾個人到達北京。兩週後,失蹤事件變成世界新聞。一個月後,一位獨眼的中國孤兒發現了柴慎成神父(Ceska)的帽子,其他個人物品陸續在三個地方被找到。人們逐漸弄清楚他們失蹤後的遭遇。文致和主教與同伴被帶到古塔囚禁。大約晚上十一點,他們被帶出來,手腳綁上金屬絲,終於他們被澆上汽油焚燒。主教是最後一個,他大聲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

        至此,日本當局再也不能置身事外,只得成立調查委員會。日本司令員橫山承認這幾樁謀殺案的責任在於日軍,但他要求事後來到正定府的法國籍遣使會艾類思神父(Chanet)答應暫緩報導這個消息,而且不得歸咎於日軍。然後他們開始談判如何防止事件重演,以及賠償和道歉問題。

        11月22日,應橫山司令員的請求,當地舉行悼念儀式,日軍高級司令部人員出席。主教座堂以日本橫幅裝飾,日軍總司令的唁電用中文宣讀。座堂裡許多群眾,不論是否基督徒,都對這個榮耀的場面感到驚訝。難民前來「對為他們獻出生命的遇難者表達感激之情」。

        談判升級到更政治的層面,日本、法國、梵蒂岡和荷蘭因彼此的利益發生矛盾,導致媒體報導誰是罪魁禍首的說法不一,日本人指控是中國人所為,最終日本在報導方面佔了上風。但是,這事件的疑團在中國不像在歐洲那麼大,由於不清楚誰是行兇者,因而也無法確定其動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熙篤會士盡其所能去逐步發掘「事件的來龍去脈」。代牧區失去領袖,其他歐洲人的國籍分散,日本方面的譴責(沒有關於問題細節的信件),中國與日本陷於交戰狀態,加上中國內戰等因素,導致部分資料的散失。

        再者,歐洲的戰爭已經開始,在地球兩邊人人自身難保。此後中國封閉多年,用拉丁文和中文記述文致和主教與同伴事跡的紀念碑卻以奇妙的方式倖存下來!紀念碑是由日軍出資和豎立的,作為對大屠殺的補償。

動機為何?

        關於行兇者身份的疑團導致歐洲報章雜誌對其動機有諸多猜測。我們從歐洲各地找到十六份檔案資料。

        在荷蘭駐北京大使館,一位瑞典籍牧師作了聲明。他說,在謀殺發生當天,日本士兵往主教府索要婦女,得到的答案是:「你們可以拿走想要的東西,但我們絕對不會交出婦女。」奧地利籍修士Friederich寫信給柴神父的哥哥,描述日本人看著紀念碑說,如果這些歐洲人交出二百名婦女,就不會被殺掉。在1937年歐洲傳教士被關押期間,有一位中國人說他是日軍的翻譯員,目睹這宗謀殺案。據他說,他們遇害是因為文致和主教拒絕了日軍索要婦女。文主教甚至說:「你們想殺就殺了我,但我絕不會給你們想要的!」日本人於是出言恐嚇,憤然離開。

        直至2008年,我們才讀到一本2005年由賈主教出版、關於文致和主教的中文小書的譯本。在中國,行兇動機是毋庸置疑的。「日本人要求二百名婦女來滿足士兵的慾望,主教斷然拒絕。日軍被激怒,犯下了駭人聽聞的罪行。文主教與同伴殉道者繼續保護託付於他們的羊群。善牧為羊群捨命,在我們心中將永遠銘記他們為善牧。」

        在羅馬的梵蒂岡秘密檔案館,我們發現了一封由日本司令員橫山撰寫的信件。他在大屠殺之後向北京的宗座駐華代表致函說,「他們成了為傳教熱忱捨命的殉道者」,又表示「他們是基督仁愛的真實見證者。」這位司令員是天主教徒,他肯定知道「殉道者」一詞的意義。對於行兇動機,很可能他在政治考量下只能說這些話。

殉道者的生平及宣福過程

        在賈主教出版的小書裡,三度提出要求為這群殉道者宣福。他對文致和主教與同伴列入真福品的請求,提醒了我們。當我們前往中國時,他們問:「為甚麼還沒有結果呢?」中國當前的情況不允許他們採取主動,大部分資料也只能在歐洲找到。在2013年,遣使會荷蘭省提出為宣福程序做準備工作。荷蘭魯爾蒙德教區(譯者按:文主教的家鄉)主教代表賈主教,在該年3月份設立了教會法庭,並於2014年1月結束。厚達1860頁的文件已送到羅馬。

        賈主教表示:「文致和主教與同伴是我的榜樣。」這是令他堅持不放棄的動力。這群傳教士給人留下如此印象,成為激勵人們不要放棄的泉源。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 1) 文致和主教(Frans Schraven),64歲,荷蘭人。1894年在巴黎加入遣使會法國省,1899年晉鐸並抵達中國,獲指派往正定府代牧區傳教,該代牧區由教廷委託給遣使會管理,位於北京以南260公里處。從事傳教工作五年後,他迫於無奈擔任行政職務。在1908至1920年間,他先後在遣使會設於上海和天津的帳房工作,又再次到上海。其後他返回正定府,並於1921年4月獲任命為宗座代牧,由他的表弟、遣使會主教武致中(Francis Geurts)祝聖。
  • 2) 柴慎成神父(Thomas Ceska),65歲,在奧地利格拉茨加入遣使會,比文致和早一年到達正定府。他是代牧區的負責人(修會的主管?),正定府地區的本堂神父,並擔任主教府的副院長。
  • 3) 夏露賢神父(Lucien Charny),55歲,法國人,生於默倫,是主教府的院長和本堂神父。
  • 4) 貝德良(Eugene Bertrand),32歲,法國人,生於歐里亞克,是一位檢察官。
  • 5) 魏之綱神父(Gerard Wouters),28歲,荷蘭人,在正定府五公里外的小修院擔任希臘文、拉丁文和音樂教師。
  • 6) 艾德偲(Antoon rts),62歲,荷蘭人,輔理修士,屬於永平府代牧區。文致和主教請他來粉刷主教座堂的內部,座堂當時剛落成。
  • 7) 白來福(Ladislaus Prinz),28歲,波蘭人,輔理修士,在順德府代牧區服務。順德府由正定代牧區劃分出來,委託給波蘭籍遣使會士管理。白修士住在正定府,學習葡萄產業的知識。
  • 8) 羅神父(Emmanuel Robial),52歲,法國人,鄰近的熙篤會聖母神樂院的隱修士。文致和主教於1925年向熙篤會捐贈土地,並協助平整地基。
  • 9) 畢先生(Antoon Biskupic),51歲,斯洛伐克籍平信徒。他是一位技工和風琴修理師,生於布拉提斯拉瓦,因擔任奧地利艦隊的軍官來到中國,被日本艦隊擊敗後,留在中國生活。
殉道者的血有沒有白流?

        文致和主教和其他歐籍人士遇害以後,主教府內群龍無首。搶掠持續發生,難民求助無門。日本士兵本來可以擄走他們想要的婦女,但是奇跡地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沒有一位婦女受到騷擾。在1937年的大屠殺以後,正定府改信天主教的人數大增。文主教等人的死亡對中日戰爭的過程產生了影響。日本和遇害者所屬國家之間發生激烈的外交紛爭。法國要求日本保證不會再有西方人被殺害,日本因而採取了必要的措施。要為正定大屠殺負責的谷壽夫將軍,與他的師團向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進發。同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有二十位西方人設立一個國際安全區,試圖保護二十多萬中國平民,免遭二十萬名野蠻殘暴的日本士兵毒手。中國方面推測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約有三十萬人。這些西方人不禁要問:當他們遇見一位正在強姦婦女的日本士兵,他用槍指著干擾者,但為甚麼沒有向他們開槍。日本軍隊全體成員此前已被下令嚴禁再殺害西方人。

        正定(石家莊)教區獲官方認可、已故的文致和主教繼承人在2009年說,天主教徒前往殉道者的墳墓、紀念碑及遇害處祈禱。他談及在石家莊市修建新主教座堂的計劃,其中包含豎立九位殉道者的新紀念碑。在中國,修女仍然銘記這些殉道者是為了她們──婦女──而死。賈主教則以文致和主教為榜樣,不惜違反官方法規,甚或面臨各種困難,收容約一百名殘疾人士和女嬰。他深信:「我們也應該為這些兄弟姊妹獻出生命。」

        殉道者的榜樣至今鼓舞著眾人,他們最近說道:「文致和主教即使死了仍然活著。」這些榜樣使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也留下深刻的印象,殉道者因他們為保護身處險境者的不朽抉擇而受到表揚。他們那樣做是基於信仰,即使自己受苦或冒著生命危險也在所不惜。中國的見證人強調他們的榜樣對自己遭受迫害時的作用:「我們受到迫害,但沒有失去信仰,因為我們從這些殉道者身上獲得了信仰。他們鼓勵我們保持信仰,堅持下去。」

        他們強調,這些殉道者為婦女站起來,保護她們免受性侵犯。他們的舉動大大幫助了那些前來向仁愛會修女尋求庇護的婦女。他們在耶穌基督內的生命化為行動,並為我們的時代作指標。他們的故事對人們具有療癒的效果,鼓舞所有懷著絕地反擊的勇氣捍衛婦女尊嚴的人,以及致力反對剝削尋求政治庇護者和外籍勞工的刑事罪行的人。在訪問羅馬教廷期間,一位荷蘭主教向冊封聖人部提議,讓文致和主教與同伴成為保護婦女和女孩免受性侵犯者的「主保聖人」。

        一位中國人說:「這些殉道者在列品真福後將繼續他們的使命:他們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和保護者,而不是中國政府一直宣稱的帝國主義者和剝削者。這些殉道者促使中國修訂過去與天主教會之間的歷史,並可能對中國與梵蒂岡的接觸產生積極影響。殺害文致和主教與同伴的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士兵。當中國人聽到這個了不起的故事時,非基督徒也會認識基督,讚揚這些殉道者。他們成為真福將是中國傳教活動的巨大推動力。」目前在歐洲和中國舉行的各種活動,顯示出這些殉道者的見證是如何觸動人心的。

        文致和主教基金會2017年在荷蘭成立,旨在促進文致和主教與同伴誓死捍衛的目標,即預防性侵犯。基金會已收到第一個請求,開設一個提倡中國婦女體格健全的課程。在這方面的第二個項目,是在文致和主教成長的布魯克赫伊曾村莊建立一座紀念小堂,為性侵犯受害者提供一個抒發悲傷和憤怒的地方,一個可以申訴、獲得安慰或鼓勵的地方。

        基金會開設了自己的網站,內有不同語言的頁面。每季度出版一份電子報。一本關於文主教與同伴生平和殉道事跡的漫畫書,已經以不同語言面世了。

        每年10月9日他們的遇難日,在中國和荷蘭都會有紀念活動。其他國家願意效法他們榜樣的人,每年舉行(以其苦難與死亡為主題)的「苦路善工」。

        這樣,文致和主教與同伴將活於歐洲人和中國人的記憶中,成為今天啟迪人心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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