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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8年 冬季號 第38卷 總第191期 馬克思誕生二百年反思得失


 

馬克思主義是否已不值一提?


馬國明

        2018年適逢馬克思誕生二百周年,但在蘇聯解體後而由黨員人數高達七、八千萬的中國共產黨牢牢操控的中國大陸於短短二三十年間便融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現況下,馬克思主義顯然不值一提了!但另一方面,據報導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後,馬克思窮畢生精力寫成的《資本論》再度備受重視。馬克思主義好像又並非完全無關痛癢!

        要回答問題或許可借用英國新左運動和文化研究始創人之一,生於牙買加的Stuart Hall對文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係的解說。1990年,在美國伊利洛大學舉辦的大型文化研究國際研討會上Stuart Hall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Theoretical Legacy of Cultural Studies”的論文。在論文中,作者指出英國文化研究脫胎自英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左運動,而後者視馬克思主義是問題、是危險和麻煩,絕對不是答案。但作者隨即說文化研究卻深受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項理論探討放上議事項目上的議題:即資本的威力,資本足以覆蓋全球和改造歷史的本事;階級的問題,權力和剝削二者之間的複雜關係,知識批判的意念和知識批判作為實踐等。(註1)換言之,文化研究探討的課題正好是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探討企圖處理的問題。不過Stuart Hall警告從事文化研究的人必須警惕馬克思主義「重大的不足,震耳欲聾的沉默和重大的迴避」(註2);但他沒有明確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不足、沉默和迴避是甚麼,下文會嘗試為此稍作潤飾。無論如何他對文化研究和馬克思主義二者之間的關係的解說大致上總結了馬克思誕生二百周年,馬克思主義作為理論探討為何並非不值一提。其實由全世界最強大的共產黨牢牢操控的中國大陸在短短二、三十年間便融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恰好說明資本的威力,資本覆蓋全球和改造歷史的本事。中國大陸的例子不但不足以否定馬克思主義,恰好相反,中國大陸的例子說明馬克思主義依然有探討的價值。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雖然在過去的三數十載取得驕人的經濟成就,但在人權、民主和自由等,不但沒有寸進,還有變本加厲地打壓的現象。這點亦令人想起Stuart Hall提出的警告。上文提及馬克思窮畢生精力寫成的《資本論》基本上分析資本的性質和資本主義的操作,即使到今日,有關資本主義的分析還未有人能超越馬克思在《資本論》作的探討。相反,馬克思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討論則只是稍稍一提而已,十分諷刺。馬克思活於十九世紀,他清楚知道他的年代由新興的布爾喬亞階層主導,(註3)他亦十分清楚這階層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發表了意義重大和影響深遠的「普世人權宣言」。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他對布爾喬亞階層只有鄙視。他沒有提及無產階級革命後是否須尊重人權。此外,他的同代人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35年出版的Democracy in America詳盡分析美國獨立後建立的民主體制側重三權分立。馬克思的著作同樣對美國的民主體制隻字不提,Stuart Hall警告要慎防馬克思主義的重大不足,震耳欲聾的沉默和重大的迴避;人權、民主、自由等課題是具體的事例。馬克思對民主這課題沒有著墨尤其令人困惑,因為他曾提及一旦發生無產階級革命後,國家體制便會漸漸萎縮,他是否認為國家體制的性質必定壓逼人民,只有國家體制消亡,才會有真正的解放,因此毋須多此一舉探討民主體制?

        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會怎樣發生,馬克思對此關鍵課題亦十分含糊,他大底認為資本的運作必定導至無產階級革命。早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主義宣言》裡,馬克思已準確地預見資本家為了確保利潤不斷增長,必定會大幅增加固定資本的投入,但此舉只會導至無產階級喪失任何技能,不再擁有一技之長。但無產階級的困境就會導至無產階級革命嗎?兩者之間當然不存在必然的關係,馬克思在無產階級革命這關鍵課題上含混其詞,因而馬克思去世後,其論點出現了不少他人的修訂,最值得注意和最令人氣憤的修訂出自列寧。在發表於1902年的What is to be Done,列寧提出他的先鋒黨見解;他認為無產階級必須由一組織嚴密和效率極高的政黨領導才可望成功革命。列寧坐言起行,在俄羅斯組織了這樣的政黨——布爾什維克。正是由於列寧組織了布爾什維克,當1917年十月,聖彼得斯堡的工人因為當時的臨時政府遲遲未能結束令俄羅斯民眾吃盡苦頭的戰爭而自發組織為若干細胞小組(即蘇維埃)並成功推翻臨時政府;仍然流亡海外的列寧在德國的協助下(列寧主張以空間換取時間,受到德國的賞識)及時趕返聖彼德斯堡,並且成功令自己和布爾什維克當上十月革命的領袖。

        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嗎?此問題極具爭議,但十月革命後的歷史進程則清楚說明列寧一手建立的並非甚麼社會主義國度,充其量是社會主義帝國而已!如果無產階級革命之後,國家體制便會漸漸消亡,那麼蘇聯的歷史進程足以證明1917年的十月革命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後者仍不曾出現。那麼馬克思主義是否已過時了?回答此問題時不能忽略Stuart Hall提出的警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細節,馬克思根本甚少著墨,他因而犯了迴避問題的錯誤;但人們卻不應以蘇聯解體,而認為馬克思主義已過時,不值一提了!既然1917年的十月革命根本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蘇聯解體也就跟馬克思沾不上邊。蘇聯解體只是說明列寧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修訂大錯特錯,簡直是大災難!中國共產黨無論在黨的組織上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黨這種意識型態完全師承蘇聯,由這種百份百列寧式政黨統治的中國大陸竟然在短短數十年間便融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充份說明列寧的修訂如何扭曲了馬克思對無產階級革命的願景!上文提及中國大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一事倒過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絕不過時。必須強調中國大陸融人世界經濟體系代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中國大陸正好提供大量廉價勞工和高端產品的市場。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軋跡和現階段的處境都須要從馬克主義的脈絡中分析。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奪取政權後曾短暫跟隨蘇聯模式。急於求成的毛澤東倉猝推行的「大躍進」做成大災難(根據保守估計,四千萬人死於飢餓或營養不良),毛澤東因而被逼退居二線。心有不甘的毛澤東發動其政治生涯裡最邪惡的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當塵埃落定後,中國共產黨別無選擇下進行「改革開放」。

        時為1978年,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言,這一年份甚為關鍵;五年之前發生另一以色列和亞拉伯國家的戰爭,前者再次獲勝。戰爭結束後,亞拉伯國家使出最後的殺手?,石油輸出國組織首先提高石油價格。然後輸出石油的亞拉伯國家索性實施石油禁運。世界經濟運作幾乎停頓,二次大戰後西方世界一直享受的經濟增長突然終止,產能過剩的問題立刻暴露無遺。在二次大戰後,西方國家實現了長期的經濟增長,西方國家的經濟模式便完全倚賴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的規模經濟。1973年的石油危機無情地暴露了這種以為不同的消費市場都能維持穩定增長的錯誤假定,但正如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必須無休止地累積資本,否則整個制度會內爆。為了維持資本累積,連串嶄新的嘗試隨即出現於工業生產的領域,這些新穎的嘗試旨在令西方的工業生產不再完全倚賴規模經濟。不多久,新的生產領域,新的借貸安排和新的市場相繼出現;但更重要的是商業營運、科技和組織模式均力求創新,務求整個經濟體系不再倚重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生產漸漸改為針對特定小眾口味的市場,這類生產著重小量生產及多樣化產品。由於是小量生產,跨國企業可以考慮將生產外判,當中雖然涉及風險,但由於是小量生產,涉及的風險不算大。(註4)

        中國大陸恰好在資本主義的資本累積方式改變的歷史轉捩點時宣佈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經常誇耀過去數十年的驕人經濟成就,但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而言,共產黨人誇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延續資本累積的出奇成績而已。十三億人口的國度擁有的勞動力是西方國家望塵莫及的,更何況中國大陸的官方工會牢牢受共產黨控制,西方跨國企業到中國大陸投資絕對毋須擔心工人罷工。改革開放後的一段頗長時間內中國大陸根本沒有保護環境的規定;各種因素加起來,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頗長時間裡簡直就是西方跨國企業的投資天堂。因此,由全世界最強大的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在短短二、三十年間便融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不但沒有否定馬克思主義,反過來說明馬克思主義依然健在。說到馬克思縱有萬般不是,但他窮畢生精力寫的《資本論》對資本和資本主義的分析在馬克思誕生二百周年時亦然沒有人能超越!

        不過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並沒有提及「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是批評者用以描述蘇聯這個非驢非馬的國度。不過蘇聯一直奉行指令式的計劃經濟,不少人因而質疑資本主義的稱號是否適用。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後,今日中國大陸的經濟體系恰好是不折不扣的「國家資本主義」。無論習近平「一統天下」之後是否採取「國進民退」的政策,中國大陸的經濟早已由國營企業主導;像金融、能源、通訊等行業更完全由國營企業壟斷。既是國營企業,當然安插了黨委書記,而且是黨委書記說了才算。既是企業,當然按資本主義的規律辦事;因此國際石油價格雖然由每桶一百美元跌至每桶五、六十美元,但無論是「中石化」或「中海油」這兩家國營企經營的油站,油價一直維持不變!論及「國家資本主義」當然要從國家層面討論問題,中國大陸擁有全世界最豐厚的財政儲備,但中國大陸至今依舊沒有設立全民醫療保障,也沒有設立全民教育。就像任何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樣,中國大陸把財政儲備再作投資,興建了全世界最長的高速鐵路還不止,又推出「一帶一路」計劃,在亞洲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投資。總之,在馬克思誕生二百周年,中國大陸完美示範「國家資本主義」,補充了馬克思未曾探討的課題,馬克思主義怎會過時?

註釋:
        

1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 Paula Treichler (e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79.   
2 同上。   
3 布爾喬亞階層有別於今日的中產階級,前者包括法國大革命後興起的資產階級、資本家和各專業階層。  
4 參看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 Oxford. Blackwell, 1990, pp14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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