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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8年 冬季號 第38卷 總第191期 馬克思誕生二百年反思得失


 

中國毛澤東思想與基督宗教


甘浩望著 張嘉兒譯

        1963年,我15歲,剛剛進入米蘭教區的修院。在假期期間,我和父親一同去了當時團體舉辦的馬克思主義會議。一位基督教民主黨議員向我們介紹了共產主義的基本知識。我第一次聽到這些詞語:辯證唯物主義,階級鬥爭,矛盾原則,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等等。

        有一天,在修院,我們的老師將我們分成小組,準備一個關於世界五大洲的展覽。我們的小組被派去了解亞洲的情況,而我要負責準備有關中國的資料。因此,我讀了一些簡單的小書,描繪了中國為世界上的新興國家。在那時,大躍進被認為是該國發展上的一大積極步驟。

        教宗聖若望二十三世在開展教會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對話之前,就剛剛去世了。《慈母與導師》通諭(Mater et Magistra)與《和平於世》通諭(Pacem in Terris)在宣傳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他去世的那天,許多共產黨的店主都整天關了門,正如許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樣,為表示對他的悼念。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使教會對所有帶著善意的人的合作抱持開放的態度,不論他們的信仰或理想如何。天國的概念使世界上和歷史上的所有人都有權利去推廣平等的新社會,兄弟姐妹的社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爆發。無論後來如何看它,它都對西方的年輕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中學生和大學生參與了改變社會基礎的嘗試。他們中有許多放棄了中產階級家庭的舒適生活,並與所謂的無產階級人民生活在一起。

        1968年5月,學生們在巴黎示威,迫使政府下台。 1969年,中央和左翼工會在意大利聯合起來,勞工運動變得越來越強大。在美國,和平運動對越南戰爭的反對獲得了動力。全世界人民都在要求以色列改變對巴勒斯坦人的立場。

        由於中國的紅衛兵正在衝擊被描述為腐敗和修正主義的共產黨總部;世界上所有其他共產黨都受到自己成員的批評。在意大利,一部分共產黨議員離開了意大利共產黨,並創辦了一份名為「宣言」(Il Manifesto)的報紙,組成了一個同名的獨立政治團體。引用的是馬克思於1848年2月在倫敦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他在其中解釋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權力鬥爭的發展。

        在那些日子,稱他人為資產階級,是給人的最強烈的侮辱。參與政治的學生會批評其他人只顧在畢業後找到一份好工作,並過上資產階級生活的學生。他們加入了激進的運動,如意大利的Lotta Continua(持續鬥爭),Avanguardia Operaia(工人先鋒)等。他們組織了居民委員會,並進行大量示威活動,有時他們與無家可歸的家庭一起佔據空置的建築物。工人們組織了罷工,靜坐和其他行動,以保護工人階級的權利並改變社會。政治成為一個神聖的名詞:每個人都應該有政治立場。

        1968年,在哥倫比亞召開的麥德林會議,拉丁美洲教會以窮人作為它傳佈福音的優先選擇。基層基督徒團體遍布整個大陸。解放神學誕生於此並在世界各地吸引大量基督徒。

        當時,朱利奧·吉拉爾迪(Giulio Girardi)的書《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Marxismo e Cristianesimo)於1966年在意大利出版後,各種「社會主義基督徒」團體已經傳遍世界各國。在70年代初期,馬克思主義者和基督徒正全力以赴地開展彼此之間的對話。我們特別感興趣的是在70年代初基督徒嘗試與中國共產黨溝通的對話。

        在1973年於曼谷舉行的「拯救在今天」會議上,一位法國人的作品寫道:「通過馬克思主義,原本為中國是很新穎的基督宗教思想已經臨到了中國。」

        在那段時間裡,還有兩個重要的會議,一個是在1974年1月29日至2月2日於瑞典巴斯塔德召開的,另一個是在1974年9月9日至14日在比利時魯汶舉行的會議。讓我們一起透過他們看看那時「偉大的舵手」的原始遠景。

        毛澤東不斷的革命被看得很正面。毛澤東認為1949年革命的成功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這是所有中國人走向新社會的長征。來自巴斯塔德的論文(The Bastad papers)中「新中國的神學含意」裡寫到:

最近的一些遊客指出,中國村民共同參與彼此生活的共產生活方式,可能成為世界各地基督徒團體的典範。這種社區生活方式特別是在我們經歷著被個人主義剝削,貧富懸殊,種族主義,犯罪,吸毒成癮,貨幣膨脹,奢侈品生產過剩和必需品生產不足,以及混亂的教育理想的美國人的眼中,顯得格外令人欽佩。

        當時中國公社的經驗被視為真正團體生活的模範,類似《宗徒大事錄》第2章43-47節和第4章32-35節所提及的早期基督徒團體:自願與他人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是一種快樂的體驗,而不是被剝奪的體驗。不幸的是,當時還不是時間進行對話。

        在比利時魯汶大公座談會的論文「基督宗教信仰和在中國的經驗」中,我們可以讀到:

絕大多數基督徒已為世界善惡力量之間的對抗做好了準備。對於共產黨成員來說也是如此。...... 國民黨、梵蒂岡、世界理事會和西方列強被視為一個政治群體。(「中國和教會在朔造一個世界」,Pro Mundi Vita」

        於此有人開始重視毛主席的說話中的「走向人民,向人民學習,諮詢民眾,與群眾緊密結合,團結群眾」等主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以下簡稱《毛選三》),「論聯合政府」,24/4/1945,頁1031)

「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毛選三》,「序」,頁791)

「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選三》,「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1/6/1943,頁901)

「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選四》,「關於重慶談判」,17/10/1945,頁1161)

        無論如何,教會中的任何人願意嘗試,都會在中國馬克思主義願景中可能找到積極因素。約阿希姆•皮萊(Joachim Pillai)在《毛澤東道德與猶太基督宗教傳統》中寫道:

毛澤東在著作中是多麼克制。他幾乎沒有反對上帝,基督或聖經的言論。他的攻擊是指向不公義-所有先知矛頭的指向……人們通過革命行動變得自由和人性化。

毛澤東呼籲所有人尊重同志甚至敵人的人性尊嚴。他對如何對待戰俘的禁令(以善良和誠意)在軍事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希望他們得到人道待遇然後獲釋...

就像天主在基督宗教政治和教會制度中沒有明確地臨在一樣,所以祂亦並非完全不存在於共產主義當中...人類努力地變得更人性化時,基督真的臨在那裡...

為毛澤東而言,罪惡包括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國內反應。很不幸地,基督宗教作為西方國家的官方宗教常用不同方式來為上述罪行辯解。

        毛澤東使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是作為一種教條主義的信條,而是作為一種靈活的武器。謙虛和堅持是長期革命所需要的美德:

愚公……毫不動搖,每天挖山不止。這件事感動了上帝,他就派了兩個神仙下凡,把兩座山揹走了。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的。……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毛選三》,「愚公移山」,11/6/1945,頁1102)

        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errez)的《神學與中國經驗》談到的經驗是:

中國的革命是將群眾變成真正歷史的一項艱鉅任務。這是我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正如在每一個歷史過程中,雖然模糊不清,但仍不斷尋找可跟從的道路。對於毛澤東來說,這種來自群眾,走向群眾的歷史現實必須放在階級鬥爭中實踐。他以衝突為歷史的觀念為基礎,他可以對每一項成就保持永久性的批判,並成為近代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最獨特的貢獻。

從歷史實踐的角度理解信仰將是一個被剝削的階級為獲得解放而鬥爭的神學。當我們生活和思考對歷史之主的信仰時,再也不可能忽視這一點。

        在那些文章中,我們也可以在第十屆十八大(1973年8月)中,找到王洪文引用的這一引文,邀請同志們與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保持一致:

當這條路線處於危險之中時,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必須採取行動,不要自私地考慮,要敢於逆流而上,不要害怕貧困,被排除在黨外,被投入監獄,被迫離婚,或被一個射擊隊開槍射殺。

        他自己在三年後,就親身經歷過這種情況;即1976年9月,當毛澤東去世後,他與毛派派系就一起被捕了。在毛主席去世之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曾經被認為是百分百正確的,之後卻被認為是百分百的錯誤。這也是對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則的背離,即歷史根據矛盾原則辯證地發展:在我們認為好的事情中,總有一些錯誤;在我們認為錯誤的事情中,也總有一些好的東西!

        事實上,我們習慣於哀悼和紀念所有在共產黨接管前後的中國歷史上基督宗教的殉道者。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考慮那些因為新世界,新社會的理想而受難,甚至死亡的人?有多少馬克思主義者,儘管是無神論者,為了遵循他們良心的要求而犧牲自己,成為人民群眾的僕人?

        王洪文,江青等人被黨內所謂的修正主義者逮捕,後者試圖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政策掩蓋他們回歸資本主義的道路......

        「修正主義」一詞可追溯到19世紀末的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他試圖修改馬克思主義學說,放棄即將崩潰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想法,並設想一種將私人倡議與社會改革相結合的社會民主主義。

        但在中國,社會民主很快便被遺忘,而結果就是可怕的天安門事件。

        拋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始願景,修正主義領導者必須找出一種方法,來獲取普羅大眾的支持,他們選擇了民族主義的方式。國際主義是真正馬克思主義願景的核心。在毛澤東時代,禁止唱國歌,只可播放國歌的奏樂。與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起發展,並嘗試與世界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以改變世界的體系,從1980年代開始,已不再是中國外交政策優先考慮的事項。

        其後,數以億計的中國人以低廉的價格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國家的領導層便有錢在世界各地投資。不久,階級開始再次出現,雖然並非以正式的形式出現。民族自豪感依然是保持人民團結的鞏固力量。那些試圖捍衛窮人和為基本人權而鬥爭的良心之士,即真正的共產黨人(!),卻被投進了監獄。709集團的律師,基督宗教的神職人員和牧師,以及最近來到深圳支持工人的北方毛派學生就是這種情況。

        作為這個歷史時期的基督徒,我們的使命是拯救並進一步推動上世紀在中國誕生的新社會的發展。我們應該批評共產黨領導人,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員和無神論者,而是因為他們為人民服務上的不足,並迫使所有人接受他們的世俗權力。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必須準備好與善意的人民進行公開的激烈對話,無論他們是信徒還是非信徒,正如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所教導的那樣。這是在智力層面上的對話,比如評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優點,但首先應該是行動的對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都應該成為希望的種子,準備死於我們的驕傲、自私和嫉妒,以成為對話、慷慨和開放的人。

        終有一天,世上所有的人都將成為一個大家庭,所有兄弟姐妹在屬靈上和物質上都是天主的兒女。這不是基督徒和共產黨員同樣的目標嗎?正如那毛主席引用的「愚公」所設想的那樣,教會和黨將在新天新地來臨的時候消失,我們將在人子內成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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