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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8年 冬季號 第38卷 總第191期 馬克思誕生二百年反思得失


 

意識形態對共產主義的要義與作用


田英傑著  黃奕清譯

        中國人民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首數十年非常關心的是國家的「救贖」,即如何從「半殖民地」的狀況中把國家解放出來,以及重新獲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引起這關注的部分原因,出於經濟和軍事層面上的強烈自卑情意結。俄羅斯革命及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吸引了中國,是由於中國對其儒家傳統已失去信心,迫切需要一套新的信仰體系來「拯救」其社會。革命在俄羅斯表現得有一定成效,而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烏托邦願景,被認同為最好的工具。當中少不了受到俄羅斯國際共產特工人員的大力影響。(註1)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幅度,表現為一項決定論的信念,自信是「科學的」,即共產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並傳遍世界各地,這可以滿足中國人要追上並打敗資本主義西方的渴望,及實現當世界中心的傳統信念。

        列寧以他對知識分子的「意識」與群眾間的「自發性」的區分,提供了革命黨的特殊角色,這建基於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行使專政的思想,從而合理化中國共產黨作為絕對精英,是無產階級意識的體現。

        然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吸納,是以漸進而實際的中國模式進行的。因著國內不同的社會條件,透過主要是毛澤東的推動,工人與農民的角色相結合,毛澤東的浪漫「民粹主義」去掉列寧對群眾的缺乏信心,即是相信群眾的「革命唯意志論」,相信他們可以創造「奇跡」。毛澤東帶來的意識形態革新,成為「毛澤東思想」。

        據吳小春所說,「毛澤東思想」一詞是由王家祥發明的,他在1943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廿二周年所寫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王寫道:「今天和未來的時代,正確的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同志所奠定的,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這是中國共產主義。」(註2)

        在1945年6月1日舉行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同時,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但是,在1956年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時,刪除了這個對毛澤東思想的具體提法。大概是有些人關注到,要以集體領導抵抗「獨立王國」的傾向而作出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章程》在1956年9月26日只正式採納了俄羅斯意識形態: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正確地說明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正確地指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隨著《毛主席語錄》的出版,主要是林彪大大推動了這議題。在1966年末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一次講話中,他提出了一位稱職的領導人的五個標準,第一個就是「堅定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更高階段。」

        在1967年11月6日慶祝俄國革命五十周年之際,林彪提出,毛澤東同志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上的發展,是劃時代的。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這是(繼馬克思和列寧後的)第三大里程碑。世界革命人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是最偉大的老師,也是最傑出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當代的列寧。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圓滿。藉著毛澤東思想,人們可以分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和(俄羅斯)修正主義……。(註3) 結果,1968年10月31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總綱中指出: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參考1969版)

        因此,毛澤東思想成為,並且仍舊是官方意識形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雖然後來這被認為不僅是毛澤東個人智慧的產物,而是毛澤東及其戰友智慧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品」。

中國國家憲法中引入意識形態

        王賡武寫道:當然,人民共和國依然是中國人的,但從1949年它包攬現行境內的所有人,這成為一個新類型的中華人民。它有著普通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特點,取代了儒家思想作為主導的意識形態。因此預期會流入新中國文明的要素...... (註4)

        在中國國家憲法裡正式採納這意識形態的進程緩慢,總的來說,是跟隨《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21至30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只是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於1954年9月20日通過的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及「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牢不可破的友誼」,但並不包含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

        隨著1969年《中國共產黨章程》把「毛澤東思想」置於中心,1975年國家憲法繼而首次提出:

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使我們偉大的祖國永遠沿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前進。

        1978年憲法依循相同的路線: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我國已經成為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我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勝利,都是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

        現行的1982年憲法重複同樣的公式:「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

最近對中國國家憲法序言的修正案

        為了尋求一個更務實和本地化意識形態,促使當局進一步修訂黨章和國家憲法的。

        1975年1月周恩來(1878-1976)宣布實行四個現代化,以及毛澤東逝世(1976年9月9日)後,新領導人盡最大努力尋找一套意識形態,以合理解釋和支持他們計劃推行的經濟改革和自由化進程。鄧小平提出「實事求是」、「致富光榮」和「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口號。整體印象是,意識形態稍為被閣在一旁,由於黨的關注變得較為務實,只關心經濟成果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些評論人認為這是「改道邁向資本主義」。不過,鄧小平的想法並非如此:他強調堅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引,即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民主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視野下,他密切注意社會的新情況和新要求。趙紫陽發表了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並與愛國主義的強調相結合。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於1992年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成為「鄧小平理論」,及後於1999年納入為國家憲法的一部分。

        江澤民2000年首次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即「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2002年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列入黨章,然後於2004年寫入國家憲法,但並不包括江澤民的名字。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

        第十六屆中共中央委員會2010年召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三中全會),總結了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所提出的思想,旨在建設一個「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社會」,作為「鄧小平理論」所稱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分支。

        2013年習近平當選國家最高領導人以來,他的講話和文章均取得極大的主導地位。繼2017年10月24日通過的黨章修定案,改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2018年3月11日亦修改了國家憲法。它通過一系列的修改,透過國家監察委員會,進一步鞏固共產黨的控制和霸權,並將「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的序言。它同時刪除了國家主席和副市席的任期限制。

        有別於他的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的理論被寫入,但並不包括他們的名字;習近平的名字則加了在上,從而確立了中國領導人的三大巨頭:毛、鄧和習;目的是要強化習近平的角色和野心。

        1988、1993、1999、2004和2018年五次修改1982年國家憲法的動機,一般被指是有需要適應新的社會轉變,並要把被視為黨取得的成就納入其中。

        至於對上一次的修改,可以看出其他原因,因為隨著習近平提出為民族復興和愛國主義而強調的「中國夢」,以及其講話出版的大量宣傳散播,已經準備了好幾年。共同的口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行動指南,是黨和國家將要長期堅持的。」

        對這項修正案的認真和長時間準備,顯示習近平及其同僚對意識形態的重視。他們認為,近年來,鄧小平推動的自由化是提高了國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時又造成了多個社會弊端,如貪腐和金錢崇拜,理想、價值和道德的失落,以及西化等。據他們的說法,這些弊端的成因,是欠缺強力的中央控制。因此,鑒於一個全面性的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他們試圖以習近平為核心,增強黨的領導和監督角色,以一套強烈的意識形態,提高對國家的熱愛(中國夢、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國化)。他們的實際目標,是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2035年實現基本社會主義現代化,及2049年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實現這些目標,他們通過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限制措施,加緊了對黨的監督,加強對思想工作的重視以及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

中國何以要在其憲法中設定一套官方意識形態?

        這問題的答案,應該從兩個層面進行探討:它的積極作用,和在中國歷史上意識形態的特質。就功能而言,共產主義思想給予當局和人民一個詮釋歷史進程的新知識框架,即是一套被視為「科學的」和絕對正確的新哲學體系。它亦提供一套國家目標和計劃,從而注入希望,並保證成功。因此,它為社會提供一套新的基本道德價值和優次,作為個人與群體的標準,用以判斷所有人的思想和行為。

        意識形態的另一功能在於其複雜性和靈活性,讓人無法全面而肯定的理解。於是,它容許專家們有各種詮釋,以他們更好的理解,可以按照情況給普通人民提供解釋和簡化。慈繼偉明確區分意識形態的兩個層次;意識形態工具對在詮釋方面的需要深具靈活性,因為意識形態的第一層是可以按不斷變化的需要和環境,給予不同的詮釋。這種靈活性,除非過於頻密或過於公然地行使,否則不致會破壞意識形態工具的穩定性,因為不同的詮釋被視為對同是第一層意識形態的詮釋……,不被考慮的詮釋可以被簡單地視為第一層意識形態的扭曲,而意識形態本身保持神聖和純潔。那些在政治上取勝的人,總會在意識形態上獲勝。而他們是在官方任命的第一層意識形態詮釋者的幫助下得勝,這些詮釋者的工作是要在意識形態的第一層和第二層之間進行調解,並證明那些具政治權力的人都是思想正確的。(註5)

        至於中國意識形態的特質,我們要從歷史的角度思考,因為自歷史早期,皇朝採納了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各種權威,不論是民間的還是宗教的,都掌握在皇帝,即天子手中,他採用儒家思想作為教育其對象的工具,以及良好治國的指引。為此,儒家思想成為現代學者所謂的「民間宗教」,正如所有宗教傳統,它需要有一套「神聖的經文」。 熊玠在1970年指出:

儒家的禮,是在傳統社會下普及而具適應力的道德或風氣,已經由新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取代。它在今天的作用,讓人想起1949年以前的儒家,禮,儘管政權利用現代通訊方式給予它更大範圍和效益的應用……

我們所知道在西方,道德與政治,或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對中國傳統來說是陌生的……在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區分。在共產黨政權之下,一如過去,道德和權威是不可分割的,就好像教會與國家是一體。(註6)

        共產主義中國總是對孔子和儒家思想保持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從「打倒孔家店」運動時的攻擊,到現在的平反和復興:是毛澤東與習近平的一份愛恨交織的關係。

        毛澤東感到舊儒家秩序中既是最大的幫助,又同時是最大的障礙,這秩序在有形的政治舞台上已經崩潰,但在內在的意識世界中的減弱並不嚴重,而在潛意識中就更輕微。毛澤東無意讓他的人民擺脫儒家克己和順從的品德,但他想用一己及本身的毛澤東思想取代儒家思想,作為這些品德的對象和受惠者。而且,他希望這些品德被人們理解為在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中實行的全新共產主義品德,而不是舊儒家品德的新版本。所以,儒家秩序同時要被遺忘和記住。要記著儒家的品德,但要忘記其起源及舊有的效忠對象。(註7)

        對於習近平和現任領導層處理儒家思想的方式,可以有同樣的評價。在共產黨領導人所繼承的,無所不包的中國觀裡,最高權力被認為是來自人民的,並通過革命的成功賦予了黨。因此,這種觀點把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置於「民間宗教」的層面,就像過去的儒家思想一樣;但不同之處,在於現在一切都被視為世俗。跟帝皇時代一樣,如今也需要「神聖的經文」。官方的「經文」成為指導原則的來源、真正身份的主要提供者、社會的希望,及社會價值的正確尺度。統治階級、黨及其領導人,是正確詮釋的唯一權威。由於共產黨當局是無神論者,所以一切都只能按世俗和政治利益來考量和說明。結果,包括道德價值觀、精神關懷和宗教活動的意識形態,所有都只能從這個角度理解。


註釋:
        
1 周策縱:《五四運動史》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tand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44.   
2 勞達一Lazslo La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London, C. Hurst & co., 1988) p. 65   
3 同註2,p. 344  
4 王賡武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Hong Kong-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   
5 慈繼偉Jiwei C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7   
6 熊玠James Chieh Hsiung, Ideology ad Practice (New York- Washington-London, Praeger Publishing, 1970), pp.110. 106-107   
7 同註5,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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