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鼎 2019年 春季號 第39卷 總第192期 主教團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林瑞琪
中國政府所認可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成立於1980年。當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天主教第一屆代表會議上，議決成立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當時選出的主教團團長為上海的張家樹主教，副團長7人，其中楊高堅兼任秘書長。成員共33人，包括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委任的主教四人，即樂山教區鄧及洲主教、萬縣教區段蔭明主教、洪洞教區韓廷弼主教、呼和浩特教區王學明主教。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委任而未有出席該次主教團會議的六位主教，分別為上海教區龔品梅主教（實為樞機）、河北省保定教區范學淹主教、河北省西灣子教區張克興主教、陝西省鳳翔教區周維道主教、陝西省周至教區李伯漁主教及廣東省廣州總教區鄧以明主教（一年後獲教宗任命為總主教）。
主教團最早的章程及其困難
「主教團」新成立時並沒有獨立的章則。當時其法定地位似是附設於「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章程」內。教務委員會章程中第3、第7條提到：
第3條：本會最高機構為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其職權為：制定和修改本會章程；聽取和審查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選舉產生本會委員會，建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
第7條：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由各教區正權主教組成，其任務為：研究、闡明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交流傳教經驗，開展對外友好活動。主教團設團長一人，副團長若干人，秘書長一人，由主教團全體成員選舉產生之。
按照第7條的內容，主教團的職責似乎主要在於保護教規及交流經驗，但1980年6月3日，主教團曾以本身的名義發表「關於重申神職人員行使聖事權的決定」聲明，及於1986年11月，與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聯名發表「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有關教務的幾項規定」，涉及多項職權任免的問題，主教團的功能又非僅限於教規的指引上。例如「規定」的第3條第4款：「凡主教犯有上述第一條第三款規定者，即喪失主教職權。主教職權的恢復，須經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的批准。」按此，主教團的權力實凌駕於一般地區主教之上。而1984年12月，上海天主教會選舉了金魯賢及李思德兩位神父為助理主教時，也呈請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及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批准，可見主教團確曾擁有批准選立主教事宜的權力。
誠然，中國主教團也意識到本身應有獨立的章則，因此於1989年的會議上，委出小組負責起草章則，小組成員也搜集各地主教團章程作為參考，其中包括台灣地區主教團的章程，也在參考之例。結果在1992年9月的會議上，正式通過了主教團本身的章程。（以下簡稱「1992章程」），該章程只有簡單的14條條文，不分章。
從「1992章程」來看，中國的主教團與普世教會的地區主教團有三項主要分別。首先，中國主教團的權力來源繫於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主教團需向代表會議負責，而代表會議亦有權審議及通過（主教團）的重大議決及決定。（「1992章程」第4條）這與其他地方的主教團由主教團自己的全體大會議決本身的事務，以及選任本身的成員，截然不同。
其次，「1992章程」提到，主教團負責「審批教區主教的選聖」（「1992章程」第2條），這與其他地方的主教團完全不同。各地的主教團雖為主教的組織，但權力並不凌駕於個別主教之上。再者，按照《天主教法典》，選任主教的權限亦為教宗所保有。中國主教團的章程明顯與《天主教法典》有所衝突。
再者，普世教會其他主教團的章程，最終都由教宗批准然後正式生效。在未有宗座的同意之前，亦不得修改。然而，按「1992章程」第14條，主教團章程卻是經由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通過施行，代表會議取代了宗座的角色。
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1989年4月27日至4月底，中國天主教會在北京舉行的會議，與會的主教以絕大多數通過「擁護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權利。」（參閱台灣《教友生活周刊》1989年 6月 1日，方濟格著「大陸上的『中國主教團』會議」。）這是在教義上與普世教會合一的重要一步。這一點進步，與整個中國的政治大氣候當然有關，但亦不能抹殺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成員所作的努力。「主教團章程」第二條．
本團為中國天主教的全國性教務領導機構，其宗旨為：以聖經為依據，本著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聖而公教會的傳統精神，研究、闡釋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審批教區主教的選聖，設置牧靈職務，制訂牧靈規章，開展牧靈工作，團結全國神長教友遵守國家憲法、法律、法規與政策，貫徹適合我國國情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
本團對外代表中國天主教會。
當中申明「貫徹適合我國國情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儘管也許是政治現實中的局限，但仍是普世教會所不願看到的；然而，條文中強調「本著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聖而公教會的傳統精神．．．」似乎顯示出主教團十分重視與普世教會傳統的關係，值得鼓勵。
2004章程及至今的變化
1998年1月，中國政府認可的公開群體舉行「第六屆代表會議」，會上就「1992章程」作出微調，變動不大，新版是本有條文15條，不分章；到了2004年的代表大會，主教團章程卻作出大幅改動，這項2004年7月9日通過的新章程(以下簡稱「2004章程」)共分七章37節，而其基本架構亦沿用至今。
「主教團」章程在2010年12月9日的全體代表大會上又有不少改動(以下簡稱「2010章程」)，而到2016年12月29日的全體大會修訂的新章程，(以下簡稱「2016章程」)，卻基本上與「2010章程」大致相同，主要的改變僅有一項，即第28條「本團可根據需要設名譽主席、顧問」之後的「細則」。其餘可說基本上原封不動，
因此筆者以下就「2010章程」「2004章程」的對比，探討其成為普世教會認可的主教團的可能性。
兩項未引人注意但重要的轉變
「2010章程」中有兩項十分重要而甚少受人注意的改變，值得討論，第一項重要的變化是「2004章程」第二章任務範圍第六條「2、審批教區主教的選聖和教區的劃分與調整。」到「2010章程」改為「「3、審核批准教區民主選舉的主教候選人，指導各教區主教的祝聖工作。根據全國天主教和有關教區教務發展的需要，協商劃分和調整教區，研究調配教區主教。」
新條文只提審批「主教候選人」而避免了提及「審批教區主教的選聖」，是謹慎地留出空間回歸到《天主教法典》所要求的第377條1項「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至於「指導祝聖工作」，更加是禮儀事務上的問題，與法典調和的空間就更大了。
第二項明顯的進步在第三章第九條，「2004章程」原文為「本團向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負責。」但「2010章程」的第九條增加了「本團在信仰及福傳事業上，依據主耶穌基督對宗徒們的派遣和聖神賦予的權力，履行牧職使命，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與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承人保持共融；在社團組織上向全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負責。」這是該個「主教團」自1980年成立以來首次在章程中承認在信仰事務中與教宗保持共融，這就顯得難能可貴了。而原來的「向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負責」改為「在社團組織上向全國天主教代表會議負責。」也做到「凱撒的歸於凱撒，天主的歸於天主」(瑪22:21)的基督訓導了。
其他輕微而有意義的微調
其他輕微但值得探索的改變有以下多項。「2004章程」第二章任務範圍第六條如下，「本團主要任務是：1、研究、闡述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在「2010章程」則加上「根據牧靈福傳需要，發表訓導性牧函或文告。」這是一項小改變，作用是好是壞，日後還有待觀察。
第六條2項新增「設置牧靈職務，制定牧靈規章，推進牧靈福傳工作。為地方教會提供交流牧靈、管理經驗的平台，依照梵二大公會議精神，推動教會牧靈福傳的本地化。」是向普世教會稍為靠攏的善意發展。
「2004章程」第三章第6條6 項原文為「本團對外代表中國天主教會。」「2010章程」在其後（編為第三章第6條6 項）加上，「積極開展與國際及港澳地區天主教會的友好交往。」
「2004章程」第三章第18條「主席、副主席、秘書長須具備下列條件：2、高舉愛國愛教旗幟，信德堅固，熱心事主，維護信仰寶庫，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到了「2010章程」卻能夠將「高舉愛國愛教旗幟」這一句刪掉，值得注意，但日後何時才可以將「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這句也刪掉，才是問題核心所在。
至於「2010章程」與「2004章程」在一些年齡限制與職稱上的轉變，基本上只是技術問題，在此略過不談了。
結論
無疑，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在代表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直至2018年9月22日中梵達成臨時協議之前為止，在中國大陸仍有不少牧者未有參與這個主教團。這些不屬於政府認可的主教團的主教，於1989年11月份在陝西省三原教區的張二冊村，進行私下的聚會，成立他們自己的「中國大陸主教團」。其後政府當局對出席會議者加以拘禁及扣留，直到1993年才全部獲釋。兩個主教團至今均未得到教宗的認可，他們未來如何融合，十分考驗全體主教的智慧。
回來說「2010章程」，對比起「2004章程」來是更進一步的努力地走近普世教會基本訓導。然而，不幸的是在這些章程起草的期間，發生了「承德教區非法祝聖事件」，以至2011年的其他「自選自聖」事件促使教廷要採取強有力措施去防止更多的同類事件。而紛爭之下，主教團章程在文字上的努力，完全被事實上的紛爭所掩蓋。
難得的是「2016章程」基本上保留了「2010章程」所有善意的條文；現在教廷與中國達成臨時的協議，從頭探討這兩版本的章程與法典如何配合，實在甚有必要。未來出現的新版本章程若能按照《天主教法典》而適當地修定，肯定有助於中國教會的全面合一及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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