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 2019年 秋季號 第39卷 總第194期 「五四」與《夫至大》雙百年慶
Fr. Iheanacho, MSP 著 黃奕清譯
教宗方濟各在2017年的傳教主日宣布「特殊傳教月」,訂於2019年10月舉行。此為慶祝教宗本篤十五世在1919年11月30日頒布傳教事務通諭一百周年。本文根據今天的傳教挑戰,尤其透過歷任教宗的視野及他們對傳教的關切,探討這份劃時代文獻的重要性和適用性。
引言
自1919年以來,戰後天主教會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一份內在活力的生動展現,當時歐洲海岸以外的傳教獲得首要的地位和重視。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4年夏天的陰鬱氛圍中開始。它把西方世界引進不為人知的領域,規模前所未有的互相殺戮將臨。那悲傷的一年和隨之而來的新時代,同時揭開了一個見證基督宗教擴展與成長的時代,基督宗教首次真正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宗教。(註1)
十九世紀末,教宗良十三世在頒布於1880年12月3日《論傳信團體》通諭(Sancta Dei Civitas)中寫道:「傳播基督信仰的關懷落在羅馬教宗們的身上。」(註2) 從傳教區的範圍及其在宗座政策整體計劃裡的位置來看,各教宗及他們對傳教的委身,必須透過他們與建立的機構來評價,也取決於在實現教會普世使命的整體目標中的宏觀考察。(註3)
因此,為了能夠評價《夫至大》與現世的關係,關鍵在於審視本篤十五世後歷任教宗的傳教公告和承諾。可以說,他為後繼者設定了步伐,也提供了方向舵,好使他們履行對教會的傳教任務時,穿越不同時代環境的迷宮。
本篤十五世的傳教觀
由於庇護十世任內歐洲的政局動盪不安,他要關注的事情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梵蒂岡與法國政府之間因後者的反教權主義政策而來的外交爭端,這些政策最終導致兩國在1905年斷絕外交關係。建基於其牧職格言「在基督內重整一切」(Instaurare omnia in Christo),庇護十世也許被形容為「宗教性的教宗」,跟教宗良十三世(常常被不公平地稱為「政治性的教宗」)截然不同,儘管如此,但在其任內於歐洲以外的天主教傳教事業並不見突出。相反,他的直接繼任人教宗本篤十五世,不會任由宗座的職能完全被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8)的挑戰與問題所耗盡。本篤十五世尋求傳播基督信息的途徑與方法,恢復教宗對傳教的關注。他發起的傳教復興,幾乎讓人聯想到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一次類似復興。那是當教會看到許多傳教修會誕生的時期,這些修會靠著平信徒多種形式的參與,他們以祈禱作精神的支持,並以財務捐獻來維持傳教士的生活及他們在傳教區內的各項工作。
教宗本篤十五世在1919年頒布《夫至大》宗座牧函,2019年剛好是一百周年紀念。當時,教宗本篤的心血都集中於處理一戰的破壞及戰後教會普世使命的重建。他的關注遠遠超越給予傳教的資金支持。他在教會傳教活動的框架內,處理當下有關傳教人員及本地神職地位這棘手問題。對於當傳教士可能已經離去或甚至不再聚在一起之後,歐洲以外傳教事業在未來的存活,他以慈父之心表達憂慮。鑑於絕大多數人仍未受基督福音的影響,他亦擔心到當時所用的傳教方式有所不足的。在方法上,他提出「採用一種廣泛的傳教方式為真正的策略,明確地與傳教士傾向把精力和資源集中在特定傳教區內一小群皈依者的集中策略相反。」(註4)對他來說,傳教士及他們的小羊群永遠不要變成「被在基督福音懷抱以外的大量人民包圍的小島嶼。」(註5)
傳信部在履行《夫至大》裡提出的規定中,通過給予代牧和宗座監牧,以及傳教團體長上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他們認識到「在你的代牧區內,尚未聽過福音的部分有多少,又有多大比例的人口仍然在基督福音的影響之外。」(註6) 這廣泛做法作為一種傳教方式,是光若翰蒙席(Jean-Baptiste de Gu?briant)事前致傳信部的備忘錄所引發的迴響,他要求傳信部向傳教工作的負責人,就其傳教範圍的整體人口中天主教徒的人數,詢問他們各傳教區的發展,以便要他們負責。這也是重提最早由美國神父費弗蒙席(Joseph Freri)提出的施行原則,他創出「以最少的人數覆蓋最大的地域」(註7) 這個口號。傳信部在1923年5月20日發出的信函中,進一步指示傳教團體,確保他們派往傳教的成員,必須通過修讀傳教學(當時是一門新興學科)及學得適當的語言技能,為傳教工作做好正確的準備。傳信部還要求在每一個傳教的計劃中,必須以培育傳教區內的本地神職為最優先。(註8)
持續前進
本篤十五世短暫的教宗任期之後,具體實踐《夫至大》的責任,落在教宗庇護十一世(1922-1939)的肩上。這兩位教宗同享「傳教教宗」之稱號。為延續工作,新任教宗讓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樞機留任傳信部部長。這是一個明智而恰當的決定,因為有王樞機掌舵,便能確保本篤十五世的傳教願景得以承傳。這位荷蘭籍樞機與此願景是密切相連的。事實上,由於王樞機按當時傳教的需要和挑戰把傳信部重新定位,貢獻甚大,他的首位傳記作者迪孟思(Joseph Drehmanns)稱他為傳信部的「第二位創立者」。(註9)同樣地,普呂多姆(Claude Prudhomme)肯定王樞機實踐《夫至大》的工作及帶領傳信部的睿智,他重申迪孟思的觀點:
荷蘭籍王老松樞機主管專責傳教事業的傳信部的十四年(1918-1932),非凡地專注於主張與重要決策上,在聖部的歷史上大概是無與倫比的。(註10)
王老松樞機在很多方面都是本篤十五世和庇護十一世傳教政策的執行人。他是兩位教宗在傳教願景上的忠實合作者。更具體地說庇護十一世與王樞機之間的關係,是這位荷蘭樞機作為傳信部之首,看到庇護十一世是樂意分享其宏大的傳教願景的人,(註11) 而這願景跟前任教宗本篤十五世的相同。庇護十一世當選教宗時,迅速匯集本篤十五世的傳教推動力,並藉著強調傳信部的重要性,給予進一步的動力,而傳信部在王老松樞機能幹的領導下,發展成最具影響力的梵蒂岡聖部之一。在1926年,庇護十一世的任內,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晉牧,給傳教區內本籍司鐸晉升主教增添了推動力。儘管有時進展緩慢,這項政策繼續不間斷。這最終「帶來天主教世界主教團內更大的內化與內在多樣性。」(註12)席健時(Karim Schelkens)及其他人認為,這種「內化與內在多樣性」對於「來自世界各地的主教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期間的參與有所影響」。(註13)
《夫至大》牧函把傳教工作重置於所有繼任教宗的思慮核心。那重置顯然使梵蒂岡成為主導歐洲以外教會傳教事務的明確領導者。正如雷門.希基(Raymond Hickey)認為,在《夫至大》的頒布後,直至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天主教會在傳教區的發展「主要是由於具活力的傳教拓展,啟發和激勵其後繼的歷任教宗。」(註14) 事實上,可以正面地肯定的是,這是一套具貫徹性的政策,特別是在1959年梵二召開之前,由教宗們親自指揮。大公會議嘗試令傳教的拓展成為教會每個成員,尤其是主教們的重要關注,因為大公會議非常重視主教與教宗共同治理教會的集體性。(註15)
本篤十五世及他的兩位直接繼任人頒布了四道偉大的傳教通諭,讓大家對於傳教的主要責任屬誰,再也毫無疑問。繼《夫至大》的頒布後,庇護十一世在1926年頒布《教會事務》通諭(Rerum Ecclesiae),接著是庇護十二世在1951年的《福音傳播者》通諭(Evangelii Praecones)和1957年的《信德的禮物》通諭(Fidei Donum)。隨著教宗們有效地引領著,並有傳信部作為他們傳教事務的執行機構,特別是在非洲的傳教區,這個梵蒂岡的傳教聖部透過在非洲大陸上工作的傳教會擴大其影響力。(註16)傳教會多半通過教宗庇護十二世所指的「間接傳教手段」,使其臨在得以呈現,並擴大影響的範圍。那些手段包括學校、新聞、醫療及社會工作。(註17) 非洲的天主教徒作為往昔傳教工作成果的後嗣,是較年輕的一代,這並不足為奇(註18) ——而這年輕一代的人口所佔的比例至今依然逐年遞增。
傳教的方向在三位「傳教教宗」手中的中央化:本篤十五世、庇護十一世和庇護十二世帶來了天主教傳教力量的內化,這股力量在1919年之前幾乎全歸法國教會所有。這種說法並不貶低普世教會對法國教會在傳教上的偉大貢獻的感激之情。特別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法國教會孕育了很多傳教修會,這些修會全然致力於歐洲以外的傳教。把庇護十一世說成他把傳教事業導向專注於亞洲也許沒錯,尤其是中國,而對於庇護十二世在非洲之上,亦可以有類似的主張。然而,這絕不能粉飾1922年在南非設立宗座代表一事,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庇護十一世和王老松樞機對該國的重視,而這國家當時被視為基督新教傳教士的特權領域,尤其是那些屬改革教會的。(註19)
到了庇護十一世(Pius XI),教宗的傳教鐘擺似乎已經相當明顯地擺向非洲,偏愛非洲大陸。總體而言,庇護十二世在傳教區內新設大約卅七個代牧區和卅五個監牧區。他對非洲傳教的支持,可能引來在庇護十二世下非洲最終露出曙光,在非洲大陸,尤其在撒哈拉以南地區,天主教徒人口有顯著的增加。如此驚人的增長與這位教宗息息相關,他以一個本籍主教團來表達他對非洲本地神職的支持,由1939年10月19日十二位代表全球各大洲的主教的晉牧開始。(註20) 近代首兩位非洲主教就在那十二位主教之中,由教宗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祝聖。他們是烏干達的Joseph Kiwanuka主教和馬達加斯加Ignatius Ramarosandratana主教。
不幸的是,發展一個本籍主教團體起初的步伐與熱情,在1939年後似乎失卻了大部份動力,因為直到1950年,也沒有另一個非洲的兒子獲晉升為主教。由於梵蒂岡的拖拉,首位在1939年獲任命為宗座監牧的塞內加爾神父若瑟.法耶(Joseph Faye)蒙席於1946年辭職,這是由於聖神會(Congregation of the Holy Ghost)的白人成員不願合作所致。即使法耶蒙席本身也是該修會的成員也無濟於事。法耶蒙席在卡薩芒斯擔任宗座監牧的七年間未嘗喘息,那些年「確實是他一生中極其困難與痛苦的時期」。(註21)
法耶蒙席的痛苦經歷,可以反映出由一個傳教教會過渡到本地教會的困難所在。基瓦努卡主教(Bishop Kiwanuka)有一次分析失去進一步建立非洲本籍主教團體那份初衷熱情的原因。他認為,1939年首次主教晉牧與1950年另一次主教晉牧之間的間距,是一個「過渡時期,是羅馬定下的時間,以根據經驗證明在傳教區內培育本地主教是否安全和適宜。」(註22)不過,一旦那步伐再次匯聚動力,就變得幾乎不可阻擋,因此隨著《信德的禮物》通諭的頒布,非洲就成了宗座傳教關注的焦點。鑑於教宗對非洲傳教前所未有的重視,Mihayo總主教於1968年誇張地寫道,非洲構成了「傳教教會的核心」。(註23)就此,當坦桑尼亞三蘭港的Lauren Rugambwa總主教在1960年獲教宗若望廿三世擢陞為樞機時,非洲大陸迎來她的首位樞機。
重新啟動
《夫至大》宗座牧函頒佈後的一個世紀,如何衡量其與現今世界的關係,可按該牧函的三項範疇去判斷:(1)傳教責任的展現關乎教會的每位成員;(2)福傳工作的普遍性;(3)在傳教地本地神職的錄取和培育,以接替傳教士。縱使最後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相當大的關注,尤其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但前兩點在教會的自我定義上仍是不可磨滅的。事實上,梵二在《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中,強調教會的內在傳教身份,斷言「旅途中的教會在本質上即帶有傳教特性」(《教會傳教工作》,2)。在《教會傳教工作》的廿五年周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1990)中重申傳教的迫切性,是整個教會無可迴避的任務。若望保祿二世說:「基督救世主托付給教會的使命,其完成乃是遙遙無期。」(《救主的使命》,1)。(註2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關注,跟本篤十五世所表達的並無兩樣,後者在《夫至大》的開首,回想耶穌基督給門徒的重大命令,就是往普世向萬民傳佈福音。
無論是初步的還是新福傳,傳教將一直構成教會存在的理由,因為她為傳福音而存在,並靠傳福音而活(參閱《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13)。這思想在教宗方濟各宣布「特殊傳教月」以慶祝《夫至大》頒布一百周年的信中,闡述得很好。他這樣做「旨在培養更強的意識,向尚未信仰基督的人傳福音,並以重新燃起的熱情,再次投身教會生活和牧民活動的傳教轉型。」(註25) 值得注意的是,每個歷史時代都為教會提供機會,按照任何特定社會環境中特殊的需要和關懷,重新思考其傳教的責任與挑戰。
一個時代會有隨之而來的場合及機遇,好使教會重新啟動和引導其傳教的關注和能量,誠然當中絕非沒有半點危險的。以在第三世界國家為例,當代傳教事業往往冒著使傳揚福音淪為社會工作和提供人道主義服務的風險,與非政府組織競爭。這些工作也許是值得讚賞的,但仍屬次要,並不是傳教士的主要工作。教宗庇護十二世確切地稱它們為「間接傳教手段」。類似的危險同樣存在於第一世界,特別是在歐洲,被極端自由主義媒體謾罵的恐懼,往往扼殺傳播基督福音的真誠努力,以致像明愛般的教會機構,比起傳揚福音,較為以人道主義服務而聞名。
還有另一個問題是必須處理的,這關乎先進國家裡司鐸聖召和宗教生活的缺乏。培養本地司鐸聖召是本篤十五世及其繼任者的深切關注。在先進國家司鐸聖召的缺乏,確實令人擔憂。現在從非洲和亞洲到歐洲和北美的傳教士們,不僅必須負責堂區工作,還必須協助培養本地聖召。認定這是一項艱鉅任務是好的,但是絕非無法克服。本地聖召有助教會紮根於當地社區。歐洲教會日漸變成一個移民的教會,這為未來而言並非好兆頭。傳教士的合作是本篤十五世傳教思想的中心。他譴責對於傳教工作的狹隘理解,一方面助長傳教士之間的競爭,另一方面助長傳教士與本地神職之間的不信任。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更需要那份合作,尤其是在教區神父之間,當中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往往視傳教士為競爭對手,以為他們只是來接管自己的教區。這種錯誤的心態顯示在傳教學和教會學方面一種半生不熟的培育,因為教會遠遠大過任何教區僅僅的地理界限。傳教會除了為任何地方教會提供牧職人員之外,其在一個教區內的臨在,突顯教會的普世性及傳教的普世性拓展。
總結
邁向十九世紀末的天主教會在拉丁美洲失去了一些傳統的陣地,是由於當地民族主義政府的反神職主義政策。然而,這些失地並未令教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癱瘓。相反,因為在亞洲和非洲多邊的全球性傳教拓展,教會懷著高度的樂觀及對更美好未來前景的盼望來到1914年。不過由於傳教人員的減少,以及在支持傳教事業的資金籌集方面欠缺適當的教會協調,那場戰爭在那些傳教工作上留下了傷痕。傳教的迫切需要促使本篤十五世及其在傳信部的顧問們挺身而出尋求改善情況的方法。在《夫至大》的結尾,教宗表達出「希望看見神聖的傳教事業從戰爭的傷口與廢墟中復活」。教宗本篤十五世預示當代教會傳教史上的一個新開端。隨著一戰的傷痕和破壞消退,傳教事業由本篤十五世的兩位直緊接著的繼任人逐步開始復興、維持及支持。三位教宗共同把整個教會推進一條傳教的道路,這條路充滿傳教的動力與前景。那些都是多年來的鞏固,最終在多處地方架構的承擔與方向上,帶來從傳教教會到地方或本地教會的過渡。先進國家的天主教徒曾經提供傳教人員及傳教工作所需的財政資源,隨著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少,現在理應由那些前傳教教會在未來教會中扮演中心的領導角色。
最後,傳教士的培育是前傳教區內地方教會的當前急務。這是一份責任,包括自我傳佈及自力更生,不再期待來自歐洲和美國的財務援助。換句話說,這百多年來傳教犧牲的成果所建樹的新教會,勢必成為日後可預期中的領導者;只要他們能堅守於超越時空及跨越文化界限的基督訊息,將會為現今教會帶來最重大的重新振作。
(編者按:參考書目及註釋見本刊今期第82-93頁, English title: “Maximum Illud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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