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至大牧函」的發佈與1915年到1917年間發生在天津的老西開事件直接相關。老西開是位於天津法租界南方的沼澤地,1900年八國聯軍以後,法方就希望往此方向擴張租界,清政府當時沉默以應。1912年天津代牧區成立,主教座堂選擇興建於老西開,未久天津法領事寶如華(Henri S?raphin Bourgeois)即開始向此地動作。雷鳴遠(Vincent Lebbe)神父與湯作霖(Antoine Cotta)神父聯合天津紳商組織了「維持國權國土會」,自1915年10月開始反對法租界的擴張行動。1916年6月中旬寶如華率法租界巡捕,在老西開地方插旗劃界,雷鳴遠因天津主教杜保祿(Paul Dumond)的命令,不能直接在他的報紙《益世報》上發言,遂寫信給法駐華公使康德(Alexandre Maurice Robert de Conty),請其制止寶如華的行為。康德不滿雷鳴遠的作法,要求杜保祿主教及遣使會北省省會長羅德芳(Fran?ois-Xavier Desrumaux)神父處理雷鳴遠,於是雷鳴遠被調至正定代牧區。湯作霖為其訴冤,開始寫信給遣使會總會長及教廷傳信部,以後雷鳴遠也為湯作霖寫信。1917年3月雷鳴遠被調到浙江嘉興,湯作霖因不接受長上調其至南美基多,被褫奪神權,但這些信件一直持續到1919年,主要透過瓦內維(Gaston Vanneufville)蒙席,一位在教廷服務的法籍神職,傳遞給教廷傳信部,然後再使教宗本篤十五世知悉。
天津運動的新型態傳教概念,與傳統的傳教方式有一定程度的抵觸。老西開事件之後,教廷派當時的廣州代牧主教光若翰(Jean Budes de Gu?briant)為巡閱使,視察中國教務,當視察天津時,在1919年11月18日發表了〈致天津華鐸書〉,首先是要求國籍司鐸們服從主教的管理,然後要求他們「一不容受教於眾庶之無神品者。」「二不容受教於報界。」「三不容受教於耶穌教人。」(這是用馬相伯翻譯的版本。)「眾庶之無神品」指一般教友,當然也就指組織教友的公教進行會。「報界」指的主要是《益世報》,「耶穌教人」指的是雷鳴遠在天津紅十字會及維持國權國土會中那些基督教的朋友,也可以擴充到那些沒有基督信仰的紳商。等於說上述天津運動的新概念,都是光若翰所抨擊的。可以想見這並不是光若翰自己的想法,而是他經過北京及天津時,林懋德、杜保祿及遣使會北省省會長羅德芳等人向光若翰所反映的。他們將老西開事件定位為司鐸及教友對聖統制的反叛而不光是愛國問題,也突顯了他們支持傳統傳教路線,在這路線中教友人數或許會增加,但教會是孤立的,偏向由傳教士保護的,強調權威式管理的,與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