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國內的教會成長:施省三神父訪談錄

訪問筆錄:朱曉紅教授


施省三神父曾經在宗座額我略大學教傳教學35年,梵蒂岡電臺華語節目部主任20餘年。08年從電臺退休後,他常駐家鄉上海。施神父如今年逾九旬,除了聽力稍遜,生活仍完全獨立自理,且每年為解決簽證問題獨自出境。筆者從2010年有幸與施神父經常會面,就中國教會、中梵對話的前景、愛國會的性質等問題進行討論,摘要整理如下。

一、天主教會在中國只有一個教會

二十年前,當我回到闊別半個世紀的家鄉時,上海教區有兩位主教。范忠良是地下教會的主教;金魯賢是公開教會的主教。教友們私底下稱范主教為正權主教,稱金主教為助理主教。很多人覺得金魯賢主教會委屈,但是我知道他接受這個事實,因為他知道所謂公開和地下教會,其實是一個教會,而一個教會不能同時有兩位正權主教。為了同樣的理由,2005年祝聖的邢文之主教和2012年祝聖的馬達欽主教都只不過是輔理主教。

按照我最近生活在中國的經驗,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方面,不能只看中國政府的單方面的公開聲明,另一方面,不能盲目信任各種海外新聞媒體,以為那就是中國教會的全部。我尤其不喜歡把教外媒體把在國內的教會與普世教會對立起來,然後再把在國內的教會分裂為二,稱之為存在「地下教會」或「忠貞教會」和「公開教會」或「愛國教會」兩個教會。在中國的教會只有一個,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前幾任教宗都指出在中國的教會只有一個,在名稱上用「在中國的教會」一詞,意思是指「在中國的天主教地方教會」,一如「在日本的教會」和「在美國的教會」,是與「普世教會」相對的。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中第一次明確地使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這個詞,教宗的牧函是寫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只有一個,而沒有所謂的地下和官方的兩個教會。

但是由於歷史原因,天主教在中國存在兩個團體:地下團體和公開團體;兩個團體有各自特點,也有彼此的共性。地上、地下原來是一個教會,都承認共產黨所組織的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雙方都接受也遵守政府的法律。但之所以有兩個團體,是因為一個決定性因素:中國政府要求「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地下團體拒絕政府要求的這項原則,認為這樣會背棄信仰,是對基督不忠誠。地上團體接受政府的要求,但在彌撒中仍為教宗祈禱,不合法的主教也向聖座請求共融,不願意與教廷脫離。

二、中梵必須要對話

中梵建交問題很多年前就引起大家關注和討論。我當年在電臺時就收到不少聽眾來信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更是如此,不僅教會媒體在談,國內外重要媒體都在談,去年這些媒體還不明白中梵建交和簽署主教任命協定的差別,今年媒體都在猜測主教任命協定的簽署時間。

 不少人由於自己的痛苦經歷,對政府管理宗教有高度的警惕,認定共產黨把天主教看作「敵人」,目的是要消滅天主教,這樣,他們不知不覺地把共產黨視為「敵人」,認為天主教對共產黨的態度只能是「對立」,不可是「對話」。我不贊成這種立場。討論國內教會問題時,我們不得不涉及共產黨,但是,我們涉及它的原因不是因為它主張無神論,而是因為它是國家的執政黨。共產黨在世界各地的表現不同,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七十多年來不同時期的表現也不同。我們不能一方面把共產黨絕對化了,另一方面又批評教廷以東進模式來解決中國天主教會的問題,批評教廷沒有徹底認識中國。這是自相矛盾的。

顯然中梵對話的進展激發了一些人的幻想,認為中國政府願意與梵蒂岡建交必定有其政治目的,是為獲得好處;既然中國政府要獲得好處,那麽梵蒂岡也可以要求好處,這個好處就是宗教信仰自由…… 這樣的幻想不但不實際,而且是很有害的,因為它們阻礙梵蒂岡與中國政府對話的順利進行。原本這個對話就是説明政府和天主教會建立新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有賴於教會本身,只有健全的教會才能有與政府建立健全的關係。健全的教會包括教會要修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位的時候,曾多次發表講話,勸勉中國國內教會合一,不但沒有效果,還受到批評,這種情形在現在還是如此,教友們只聽他們愛聽的話,把它認作教宗的話傳揚開去,甚至利用片面的理解來壓服與他們意見相左的「對手」。

    中國政府是共產黨主政的政府,這是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在可以預料的幾十年中不一定會有改變。這就是我在一年前接受耶穌會《公教文明》雜誌主編採訪時講的「彼此容忍」的背景:在這個國家,教會與政府要學習彼此容忍,教廷、宗座無法與政府對抗。如果對抗了,國內教會必然要在兩者間作出艱難的選擇。天主教會目前已經存在中國國內,也頗有作為,這是彼此容忍的結果。在中國教會的問題,是本地教會和政府的問題,教廷不能插手本地教會的這些問題,為什麼?教宗不能表這樣的態:要求信徒要麼接受政府,要麼接受教廷;如果要我們中國人在這兩者中選擇,我們一定選擇教宗,那麼,在中國就不能傳教,像康熙朝那樣。教廷不能讓教友和中國政府對立,很多事情教會自身就可以消化和解決。就好像中國對待美國政府與臺灣所保持的關係一樣。中國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承認一個中國;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都有各自與臺灣的關係。臺灣問題還是在那裡沒法最終解決,大家各自過自己的生活,相安無事。為什麼中國教會不可以是這樣呢?教廷與中國政府關係的改善,就可以使教會多一些的空間,自由地宣認和活出自己的信仰。

到了那時,國內教會依舊要面臨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但問題的性質已經不同,就是關於教會與國家的如何相處的問題,也即「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的問題了。這是教會在任何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當然,在中國,問題特別嚴重,但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不在於執政黨主張無神論,而是在於國家的政體,體制遲早總是會改進的,而且確實在改進。

三、愛國會存續問題不是最大的問題

你一直認為愛國會是繞不過去的問題。我和你的認識不同。愛國會存續的問題,算不上是在中國的天主教會所面臨的真正問題,真正問題是教會能不能繼續生存和活動,為此,必須要有教會和國家都能接受的主教——主教任命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

五大宗教(包括天主教的官方認可的公開團體)是中國政府承認的合法的宗教團體。中國政府通過「宗教協會」對它們實施管理。在全國的層面上,天主教會的相應是「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以及「全國天主教代表大會」,在地方層面上是「兩會」(愛國會和教務委員會)。這些就是教宗信上所說的「強加在天主教會團體之上」的「若干機構」。其實,就其本質說來,這些「協會」或「機構」原來是民間的組織;對國家說來,它們不是政府的機構;對教會說來,它們不屬於教會的聖統制。政府把它們強加在天主教教會團體上來控制和管理教會,這表示政府的權力超過教會,這不過證明在中國的公開教會在受逼迫,而不能說明它在背叛,而造成裂教的則是自選自聖主教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在主教任命問題上,中梵雙方能達成協議,將是非常迫切的。

關於其「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說法,這不是我們教會的話語;這是國家所提出的口號,我們中國經歷過百年「弱國無外交」的辛苦,如今國家強盛了,可以藉「獨立自主」、「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與美國、日本等國家建立邦交關係,為什麽不能憑同樣的原則來與梵蒂岡建立外交關係呢?依我私見,國內天主教徒,不論地上、地下都可以,而且應該支持國家的這項政策。但是,這也不能完全解決我們教會對它的態度,因為政府所要求的,不是支持國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中梵關係的改善也許會對這個問題有幫助,但是不會自動地解除國內教會所處的困境。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教會有好的主教出來,但是不少人爭權奪利,顯示出教會自己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是教會、神父們的問題,需要教會自己解決。

四、我們是在中國的天主教徒

年輕的時候去歐洲學習,我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把歐洲的禮儀運動帶回亞太地區,但長上要我去額我略大學讀傳教學。為了讓自己更勝任大學工作,我曾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跟隨費正清教授做中國近代史方向的研究,後來又去非洲考察獨立的新興國家和教會,還到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上世紀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潘尼卡神父的著作對殖民主義與教會傳教之間的關係有很多批評,當時大學的傳教史教授不認同他。這樣的論戰我無能,也無意參入。但我看到殖民勢力對教會在中國傳教的暗助:一方面,西方的殖民勢力壓制了中國本地的社會組織,削弱了它們對本地社會的控制力量。因此,使得一些中國人在團體的壓力下被解放了,有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選擇的機會和可能了。另一方面,西方的殖民主義給中國帶來了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經濟體系,因此使得某些中國人,在傳統的生活方式之外另有了出路。皈依基督教會的中國人也就可以在自己所屬的天然團體外謀生。但我看到二戰之後的獨立運動打破了這種傳教的方式,歐洲自己的聖召在減少,亞非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由此我對傳教學產生了與我的歐洲同事的不同的觀點,我認為,傳教學的任務應該是培養傳教地區的本地神職人員,用本地人的頭腦瞭解天主教信仰,並用本地人懂得的語言把它們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中國教會的前途,不應該寄託在外部傳教士和外部力量所能給予的服務上,而必須將它建立在國內主的內兄弟姐妹們的共同努力和奮鬥上。

以前花蓮教區錢志純主教和香港教區的陳日君樞機,都是從華東出去的,他們特別對國內的地下教會神父主教們的境遇呼籲,體現了對大陸教會的一往情深,非常難得。陳樞機說了很多話,他在宗教自由的維護、對專制的批評上固然勇敢和正確,值得我們欽佩。但是事情並不一定只有一種解決方案。我希望羅馬教廷,能在信任中國國內教會的前提下,同中國政府進行對話。

五、中梵協議後教會的修合、神職人員的態度

中梵建交問題在很多年前就引起大家關注和討論。我當年在電臺時就收到不少聽眾來信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更是如此,不僅教會媒體在談,國內外重要媒體都在談,2017年的時候這些媒體還不明白中梵建交和簽署主教任命協定的差別,2018年媒體都在猜測主教任命協定的簽署時間。如今協議簽了,大家的態度在變化。我只想針對現在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提出兩點看法。

我一直認為,教廷與中國政府關係的改善,就可以使教會多一些的空間去宣認和活出信仰。主教任命協議的簽署,會避免自選自聖主教的行為,解除了中國天主教走向裂教的風險,理順教會信仰、聖事和其它方面的諸多問題。但是,不少人由於自身或他人的痛苦經歷,對政府宗教管理有高度的警惕,擔心中國政府會利用協議獲得最大的好處,希望教廷能在中國宗教自由問題上參與更多。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也推卸了在中國的教會自己的責任。這些人還擔心政府會操控主教候選人的推舉,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教會有好的主教出來,但是我們也看到教會自己諸多不成熟、需要成長的一面。

國家的政策,國內天主教徒,無論地上地下都應該支援,只要不違背我們的信仰,我們應該盡力服從國家的法律。當然這不能完全解除我們教會對它的那種抗拒的態度,因為政府所要求的,不是支持國家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主教任命協定的簽訂,會對這個張力有幫助,但是不會自動地解除國內教會所處的所有困境。教廷不會讓教友和中國政府對立,教廷也不會插手本地教會的具體事務,很多事情要考本地教會自身消化和解決。2019年6月教宗的牧靈指導就是這個原則。

2020年我曾經向耶穌會總會長解釋說: 西班牙、捷克斯拉夫以及很多國家都曾受過共產黨政府的統治,教會都受到過嚴厲的迫害。在那些共產黨倒臺的國家,天主教教友都會很自然地稱讚在國內教難的時候殉道的神長和教友,而輕視那些在教難時苟且保生的人。但我不同意這樣的想法。我記得,據聖瑪竇和聖路加福音的記載,耶穌在世時,曾把教難看作他所宣講的真福八端之一。所以,我以為教會的使命並不在於反對教難,而是在於陪同教友,領導教友,在教難中,堅持他們的信德,以及善盡他們教友的本分。

我不同意籌碼論。這些受苦的教友團體不是籌碼。看到主教任命協議之後很多地下團體的神職人員很痛苦。我能感受到他們的痛苦。

我常駐上海,也參與堂區的禮儀,聽告解。但我去堂區不是為了協助神父工作,而是為了與堂口教友共同參與教堂裡舉行的禮儀,目的是為了上海教區與普世教會的合一共融作見證的。陪同和見證是我退休後在上海,天主和耶穌會長上同意我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