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知白首心 猶言惜故林

訪問筆錄: 朱曉紅教授

施省三神父(1926年8月28日-2021年9月2日),聖名若瑟,祖籍定海,生於寧波。在上海類思小學學習後,進入徐匯中學,1944年8月30日進了耶穌會初學院,1949年在菲律賓碧瑤讀神學,1957年3月18日晉鐸。1959-1960年在德國特里爾卒試,1961-1963年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1962年2月2日在羅馬耶穌堂矢發永願,1963-1965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師從費正清做中國社會研究,並去非洲訪問半年。之後在額我略大學擔任傳教學系教授35年。1970年代後期開始主持梵蒂岡電臺中文節目部,服務25年,直到2008年完全退休。

葉落歸根,已入鮐背之年的施省三神父常駐家鄉上海,深受張家樓教堂曾神父和諸多教友、以及徐家匯主教府理院范神父及諸位神父的愛戴,也接受他們的諸多照顧。2019年11月底回羅馬,因為疫情阻隔,再也沒有機會回滬。期間多次表示想回上海。2021年8月22日傳出神父不慎感染新冠病毒被隔離,但無嚴重病況。9月2日早晨消息稱神父因身體機能衰竭而辭世。

下面是施神父接受訪談的整理稿,讓大家一起緬懷睿智溫和的施神父!              

           

施省三神父年青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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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知白首心  猶言惜故林

一、家族

我的家族根在舟山定海,祖父是中醫,在定海開設一家藥房,同時給人看病。他是天主教徒。祖父有三個兒子,父親是小兒子。父親從小跟隨在外國人家裡幫傭的母親和英國孩子一起長大,耳濡目染,成大後做了裁縫,成為服裝行業的後起之秀,在江西路上開了家洋行,請的法國人做經理,白俄人做管賬。我的媽媽家是寧波慈溪人,祖上都是老教友,因為有親戚在上海招商局工作,是輪船的二副,就介紹爸爸和媽媽認識了,傳統教友家庭都是這樣的,教友娶教友。

我出生在1926年。我出生的那年,蔣介石北伐軍打到上海,趕走了北洋軍閥,割斷了我父親的經濟來源,父親被迫送我母親回娘家。我因此生在寧波,母親生下我以後,不久就回上海,我留在外婆家,我記不得在寧波生活了多長時期,只記得九一八事變(1931)後、上海有一二八事變(1932),我才回到上海,當時家住在虹口區,也就是我直到小學一年級才回上海。

我上面有三個姐姐。下面還有兩個妹妹,三個弟弟,共有四個兄弟,五個姐妹。原本姐姐都能去聖母院學校住讀,但是因為父親在廣東向政府討債失敗,家庭拮据,她們陸續退學;我作為家中的第一個兒子,總是要受到重視的,類思小學畢業後,就到徐匯中學去上學。

二、培育

我從小學習英文。在徐家匯天主教學校,開始學法文和拉丁文。1944年即將從徐匯中學高中畢業時,我申請進耶穌會,在1944年8月30日進了耶穌會。我在徐家匯讀完初學和文學後,1949年1月,離開上海,經過澳門,到菲律賓的馬尼拉讀三年哲學。然後去了塞埠卒試兩年,又在碧瑤讀了四年神學,1957年3月18日升神父。

    我在碧瑤讀神學的時候,耶穌會省會長神父同我談話,提起總會長有意思派中國、印度和非洲各一位會士去額我略大學任教。他沒有問我願不願意去,只是問我習慣不習慣做研究工作。升了神父不久,奧地利耶穌會的侯樹信神父(Hofinger)來找我。他告訴我已獲得省會長的同意,邀請我讀完神學之後,先到奧地利卒試,之後和他合作,參與他籌備創立要理傳授中心,後更名為東南亞牧靈中心,簡稱EAPI,這個中心服務於環太平洋各區域的福傳事業。因此,1958年我神學畢業之後,去歐洲卒試一年,並學習德文和要理。

因此,我1959年去特里爾進修,收集了從利瑪竇開始、在中國教會流傳近400年的中國要理問答,並做過研究,可以說,要理問答研究曾經是我的本行。到了德國之後,我馬上又去奧地利San Andrea Lavental會院做卒試。還沒有做完卒試,我就接到耶穌會總會長的來信,要求我去羅馬,在額我略大學學習傳教學。

正好1960年慕尼克召開國際聖體大會。大會需要有一些知曉不同語言的人,我懂德語,法語,英語,中文,慕尼克市政府專門給了我一個辦公室;當地人熱心當志願者告訴我:需要用汽車,就給他們打電話。因為參與會議接待的緣故,我認識很多亞非的主教。

到額我略大學後我讀了三年傳教學,得到了博士學位,留校在傳教系任教的安排。為了擔任額大教授,我曾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做訪問學習,費正清是我的導師,我以舟山定海近代史為研究方向,閱讀了不少文獻。後來又用了半年多時間,兩次去非洲,那時正是非洲獨立的時候。我去非洲各個獨立的新興國家,瞭解獨立過程中的天主教會的情況。從美國學習回來時,我買了一個照相機,因此在非洲拍了很多照相,和會士和同事朋友們分享。

三、在額我略大學教書

我在宗座額我略大學傳教學系開始了長達35年的任教生涯。額我略大學有好幾個學系,傳教系是最小的一個系,學生不超過50人,而我在的時候全校的學生總是在1000人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天主教的司鐸聖召雖然增加,歐洲的司鐸聖召卻很少,而非洲各國那時正在紛紛獨立,那裡的人民不再需要外國傳教士了。所以,在我看來,「傳教學」的任務在當下應該是培養傳教地區的本地神職人員,課程應該著重天主教教理,目的是説明傳教區本地神職人員用本地人的頭腦瞭解天主教信仰,並用本地人懂得的語言把它們表達出來。

我在傳教系主要講授兩門課程。一門是《中國宗教》。另一門課程是《傳教地區教理講授》。在額我略大學傳教學系就讀的學生起先都是修完了神學課程的神父,後來也有了修女和修生。曾在非洲長期傳教的一位修女和另一位教友回應說,雖然我講的是「在中國的傳教方法」,但她們在非洲有類似的感覺,沒想到聽到這麼理性的解釋!

在額我略大學期間,我也有機會開始比較系統地反思中國教會的歷史和現實。這與我的兩位同事Pascal D’Elia神父(即德禮賢神父)和Gustav Wetter神父有關,他們都是額大的教授。D’Elia神父是西方最早系統研究利瑪竇的專家,我去傳教學系任教之後,就繼承了他的私人圖書館。Wetter神父是著名的研究蘇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家。他在額我略大學設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他邀請我和他合作,一起設立研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用他中心四分之一的資金讓我買中國的圖書,因此,我用充足的經費購買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各類中文圖書,比如《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根本買不到,因為劉少奇被打倒了,小小一本書,我花了100美金。

四、擔任梵蒂岡電臺中文節目主任

梵蒂岡電臺由無線電發明人、科學家古列爾摩·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上世紀30年代設計建造,並由其擔任首任台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大戰結束後,它很受各國政府的重視。梵蒂岡電臺的華語節目部在1950年開始,原來只是為了表示梵蒂岡代表的天主教會的普世性,並沒有想要向遙遠的中國廣播。1970年代後期,「文化大革命」結束,當時擔任華語節目部主任的趙蒙席回國探親,得知在中國國內可以聽到梵蒂岡電臺華語節目部的廣播,而且不少天主教教友在爭著聆聽。回羅馬後,他將情形報告給電臺台長,於是電臺當局便認真對待華語節目,我就是在那時候,開始參與梵蒂岡電臺華語節目部工作的。

我到電臺華語節目部的時候,節目部的主任是趙雲昆蒙席,我協助他擴展廣播的時間並豐富節目的內容。朱勵德神父在電臺主持每週向中國大陸播送的主日彌撒聖祭;張春申神父寄給我們許多關於教理和神修的廣播稿子,年過半百才升神父的朱立德神父啊,在台設立了郵箱,協助我們開設聽眾來信節目,比較起來,我們華語節目部置放的節目最豐富多彩。2000年電臺紀念華語節目部成立五十周年,傳信部部長董科樞機(Card. Tomko)來到電臺高度讚譽我們的節目。2008年我結束梵蒂岡電臺華語節目部的工作。

五、歸家和新認識

我1949年離開上海。直到1994年到北京參加國際研討會才有機會重回上海,超過半個世紀的隔離,我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之後每年都會來短期探親。到了2007年退休以後,我基本上住在上海,只是每半年回羅馬處理簽證問題,進行必要的醫療檢查等,也算葉落歸根。我現在常駐徐家匯主教府的神父樓的老年公寓裡,他們把我照顧得很好。週末就到張家樓教堂幫助聽告解,偶爾也講道,神父們都很關心我,我和教友們感情很好。

1999年聖家節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了寫給中國天主教徒們的信:《聖言成了血肉》,勸勉大家團結共濟,「作為中國的好國民和基督的忠實信徒,你們要愛護你們的國家,你們要愛護本地和普世教會」。人們常常對這些勸勉穿耳而過,沒有細想如何落實在自己的生活中。因此,我最近講道理時說:如果我們出生在虔誠的菲律賓家庭,那麼我們可以快快樂樂地在自己的國家度基督徒的生活;假如我們出生在富裕的美國家庭,那麼我們的主教或許可以每五年一次坐飛機到羅馬晉謁教宗。但是我們的家在中國,作為中國的天主教徒,我們不可能有菲律賓和美國的教友那樣的信仰狀態。我告訴信眾,可是,第一,我們是在中國的天主教徒。我們如同菲律賓和美國天主教徒一樣,也是人類大家庭的子女。第二,在我們中國國內有天主教會,在我們中國國內的天主教會,也如同在菲律賓和在美國的天主教會一樣,都是同一的天主教會:也就是我們在《信經》中所宣認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教宗仍然要我們愛國、愛本地和普世教會,「按照天主的救世計畫,我們愛天主,也就要愛祂賜給我們的父母,愛祂讓我們生活在的我們的國家,以及在我們國內的天主教會。我以為這就是本主日,聖家節彌撒禮儀留給我們的訊息,也是我們中國天主教徒所謂『愛國愛教』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