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鼎 2019年 秋季號 第39卷 總第194期 「五四」與《夫至大》雙百年慶
朱益宜著 盧若晞譯
天主教輔仁大學在20世紀初是中國一所年輕的大學。它於1925年由美國本篤會和華人知識分子在當時的北平（今日稱北京）建立。它是中國兩所天主教大學之一，另一所是上海的震旦大學。
羅馬天主教會放眼於世界各地拓展傳教事業。教宗本篤十五世（1854–1922）於1914年登位，在1919年11月30日頒佈《夫至大》宗座牧函（Maximum Illud），強調耶穌的召叫：「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16:15）。(註1) 教宗比約十一世，被稱為「傳教教宗」（1857-1939）1922年上任後，延續了此一傳教方向，並以中國為重點。有兩個事件向梵蒂岡顯示了對中國傳教的重要。首先，教宗比約十一世於1922年派遣了首位宗座代表到中國。其次，六位國籍主教於1926年在羅馬接受祝聖。依據中國天主教會的本地化，全球傳教運動亦隨著時間改變。
輔仁大學強烈渴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為一所完善和享負盛名的學院，且意識到它的聲望取決於教職員的學術地位。因此，在成立後不久，它聘請傑出的教授，並為他們提供最好的就業、教學和晉升條件，以打造一支強大的教學團隊。從一開始，輔仁已是一間著重其教學團隊和強調師生發展的大學；因此，它是以人為本，而非以機構為重心。輔仁亦代表了天主教會透過教育進行本地化。
輔仁大學的急促發展，為創校的美國本篤會帶來沉重財政負擔，遂於1933年將大學交由聖言會治理。在一份未註明日期（1930年代？）的文件中，輔仁承諾會延攬更多「學術地位崇高」的教授。(註2)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由聖言會管理的輔仁大學，即使在國共內戰（1945-1949）的動盪時期，也能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作出貢獻，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49至1950年間維持著這一點。本文嘗試引用該校校務長聖言會神父芮歌尼（Harold W. Rigney）致羅馬總會長的一些信函，去刻畫輔仁在內戰期間至1950年的狀況。
內戰開始
1945年8月8日，蘇聯向日本開始戰爭後，毛澤東相信日本即將被擊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東北部展開全面攻擊。內戰一觸即發。8月15日，昭和天皇於國立電台宣布日本投降之時，中國共產黨已經在該地區獲得了廣大的領土。(註3) 除了初期的軍事優勢，共產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均有充分準備」。(註4) 敵意不斷燃燒，內戰在1945年仍未有結束的跡象。儘管存在不確定性，聖言會仍然繼續在中國的教育使命，甚至為輔仁計劃進一步的發展。
1946至1947年的秋季學期，共有2,595名男女學生，註冊成為輔仁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本科有2,556名學生，其中1,523名男生和1,033名女生，而研究生則屬少數，只有39名學生，其中28名男生和11名女生。(註5) 隨著取錄男女學生，輔仁大學也關注學科的多樣性，並且相當成功。本科學系的組成有文科：中文、西方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中國藝術與西方藝術各一科），以及德語；社會科學學科：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和教育；以及理學學科：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還有農務學系、醫學預科和家政學。研究學部更為集中，分別有歷史、民族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等學系。(註6) 它著重於中西方學科的學習，以及引入心理學等新學科及醫學預科等實用學科。
芮歌尼神父經常致函他在羅馬的總會長。校務長辦公室的報告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去深入瞭解輔仁大學在戰時的處境和困難。在1946年11月30日的一封信中，芮歌尼神父闡述11月3日，聖言會田耕莘樞機為大學師生舉行彌撒，隨後是芮歌尼神父對神職人員和天主教教職員講話。(註7) 在這艱難時期，樞機給予輔仁大力支持，亦提出了許多發展計劃。芮歌尼神父後來解釋說，聖言會的教育政策需要進一步考量和重訂，所以那些計劃對輔仁來說乃十分關鍵。
戰爭形勢影響到各個階層，包括輔仁的學生。通貨膨脹增加了煤炭和電力的成本，使學生需要支付更高的宿費，這為居於偏遠地區的學生帶來困難。(註8) 輔仁大學注意到學生的難題，試圖減輕他們的負擔，卻未有顯著成效。有些學生不滿增加宿費。12月16日，男生宿舍大堂爆發抗議，有學生打算前往震旦女子學院，邀請女生參與他們的行動。(註9) 校方召開了一些會議，最終似乎成功解決問題。
1946年12月的教育努力
1946年12月末，聖言會團體討論往後的教育計劃，議決跟隨中國首位宗座代表剛恆毅總主教（Celso Constantini）關於天主教在中國辦教育的意見，認為他的觀點反映了輔仁的宗旨。剛恆毅總主教寫道：輔仁「正準備在中國的廣大傳教領域開始一場由中國思想邁向基督的運動。」(註10) 他看待輔仁大學是向中國傳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應向前邁進，成為一個「天主教人道主義，包涵神學、哲學、文科和理科」的中心，同時維護中國的文化傳統。(註11)
芮歌尼神父曾嘗試進一步討論輔仁的教育計劃。他與另一位神父飛往上海，與1946年7月獲任命為教廷駐華公使的黎培理總主教（Antonio Riberi）及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的吳經熊博士會面。(註12) 兩位聖言會神父還造訪知名的天主教知識分子，嘗試邀請他們出任輔仁教職員。神父們還與幾位上海教育家討論教育問題和可能面臨的挑戰。
芮歌尼神父與吳經熊博士的會面，使他對這位華人官員產生了良好印象。他寫道：「吳博士是中國其中一位偉大的領袖。他是著名的律師和法學家，也是一名教育家。自他皈依天主教以來，他在天主教徒的活動中擔當主導角色。他關於聖學的著作和他的聖詠翻譯都是異常出色的。他的私人生活非常虔誠。」(註13) 在接觸吳博士時，芮歌尼神父有一個想法。由於陳垣校長快將退休，有必要為他找接班人。根據芮歌尼的說法，「如果天主教大學有像吳博士者擔任校長，將是一大進步：吳氏為虔誠而實際的天主教徒，一位在中國公認的現代學者，以及在公共事務中的表率。」(註14) 當然，芮神父必須找到一位非常忠於自己的信仰、具有務實觀點，且在本地社會知名又具威望的天主教學者。輔仁大學的形象和人脈都需要促進。芮歌尼神父詢問了吳博士有關他擔任大學校長的意願。吳回應指他很樂意接受這個職位，但認為他從羅馬回來後，可能會被委派至中國最高法院任職。芮歌尼神父立即寫信給總會長，建議他可以在羅馬與吳博士會面。如此一來，總會長就可以憑自己對這位華人官員的印象，決定他是否合適成為大學未來校長的人選。(註15)
此外，輔仁大學渴望改善其漢學研究和出版工作。1947年輔仁繼續《華裔學誌》（Monumenta Serica）和《民俗學誌》（Folklore Studies）的出版計劃。(註16)中國人要求西方傳教士欣賞漢學，芮歌尼觀察到：「中國人有時會抱怨，同時也是合理的，傳教士學中文學得不夠，而且對中國文化太無知。他們希望傳教士瞭解中國人，但不要教中國人那些他們更瞭解的中國事物。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文學和文化的知識很自豪，以致不會從洋人那裡尋求這些知識。」(註17)
1947-1948年
輔仁擴展了教學團隊，尤其著重應徵者的資歷和人格。聘請英語教授時還花了不少功夫。輔仁仔細審查應徵者的教學能力、工作態度和道德標準。(註18) 它亦努力維持聖言會團體和非神職的學術人員之間的友好關係。即使在內戰期間，校方堅持認為，輔仁的成功取決於「大學教職員的持續合作，以及聖言會的穩定和慷慨」。(註19)
不過，大學的穩定性仍是很脆弱。聖言會早就準備好面臨最壞的情況。由於共產黨可能會接管北平，聖言會預留了資金及儲起衣服，以防要突然撤離。(註20)
即使戰爭持續，輔仁大學繼續擴大其校園。聖言會收到一座宮殿作為送給大學的禮物。(註21) 這座宮殿與大學校園相距兩公里，只需走二十分鐘便可到達；而宮殿的樓房與北平其他中式宮殿的陳設無異。
此時，聖言會團體尚可輕易地在北平遊走。聖言會的主教們出席了一位主教在青島的祝聖禮，(註22) 而神父們在青島會見了美國西太平洋艦隊的司令。那位來自天主教家庭、名為巴杰（Badger）的司令，自華北兩個城市淪陷後，就高度關注當地的軍事形勢。他曾警告華盛頓政府有關共產黨的進逼。在訪問青島後，聖言會的神父前往山東，再乘飛機返回北平。芮歌尼神父回想離開飛機時，北平機場數百張驚疑的面孔令他感到震驚。(註23)
1948年，戰爭帶來劇增的通脹，麵粉在北平的價格一天內翻了一倍，在青島則增長近四倍。(註24) 北平的經濟陷入癱瘓。芮歌尼神父描述當時的情況：「自從華北以麵粉作為所有價格的基礎，其他商品按比例地上漲。」(註25) 隨著麵粉價格大幅上揚，其他商品的成本也相應增加。人們難以購買肉類，黑市價格更加令人望而卻步。生活成本急劇上升，對輔仁大學產生了不利影響。芮歌尼神父報告指：「大學的狀況也變得嚴峻。根據[1948年] 8月份的官方匯率，每一美元，我們兌得四元。我們的資金價值沒有增加，生活指數卻從8月中旬的五百二十八萬，增加到10月上旬的三千二百五十萬。」(註26) 輔仁不得不在9月份增加教職員的工資至原來四倍，但接下來的幾個月，終究無法支付更高的工資。教職員都因此對眼前的未來感到極度憂慮。(註27)的確，這為每個人也是絕望的狀況。1948年10月的最後一天，聖言會接到消息，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軍隊，在滿洲（中國東北）已有十一個師投降了。這是內戰的重大挫敗。(註28)
1949年
1949年12月，聖言會神父們了解到梵蒂岡並不急於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外交關係。1950年1月，電台宣布美國已決定關閉中國境內的使領館。(註29)同年3月，天主教會遭到了強烈的攻擊。
早在1949年3月，共產黨接管了北平。芮歌尼神父3月1日寫道：「首批共產黨在1月22日進入北平，在不知道誰是真正管理者之下，這城市自此陷入癱瘓。」(註30)共產黨人開始接管警察的工作。國民黨拒絕投降，而共產黨組織了學生和工人集會去對抗當局。在2月，芮歌尼神父說，暫時外國人和聖言會神父都沒有受到敵視，但在輔仁大學裡外國人很快被華人排斥。華人教職員在大學召開會議，但不歡迎外籍同事加入。(註31) 2月過後，聖言會神父打算離開北平，但他們並未持有當局要求的軍事許可證。(註32)
共產黨的教育部門宣布了他們的政策，學生不會受到壓迫。因為外匯由軍方控制，所以學費之事尚未決定。宗教自由僅限於教堂建築之內，意味著大學不能教授宗教。法例亦禁止大學內出現任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教育。(註33)
這種政策導致聖言會重新思考和適應其在輔仁的行政工作。共產黨看來不希望外國人經手高等教育，意味著聖言會神父需要放棄一些大學的主要行政崗位，或至少讓華人職員分擔一些責任。情況顯然嚴峻，連大學校長也建議聖言會神父從他們的重要職位退下。神父們在校長接觸他們前已討論過此事。芮歌尼神父寫道：「我肯定地告訴他，神父們，連修女也是，似乎會作出調整，放棄一些關鍵職位，並與華人同事一起負責編製預算和分發資金的工作。」(註34) 校長聽到後非常驚訝，也欣賞聖言會的決定。
聖言會基於黎培里總主教的意見，採取了「適應政策」。自共產黨掌權後，以及他們對天主教的態度，此時是一次顯著的調整。解決方案是與中國共產黨達成過渡協議（modus vivendi）。它根據黎培里總主教的計劃得出來，被描述為「一個面對新時代的適應政策，根據共產黨要求而達成的過渡協議」。(註35) 總主教告訴聖言會不要關閉輔仁，並嘗試與共產黨達成解決方案。在尋求總主教的指導後，聖言會制定了以下具體的決議：葛爾慈神父（Joseph Goertz）將辭去教務長一職；徐思本神父（Peter Huengsberg）辭任事務主任；盧德思修女（Otgerina Luters）辭任女院院長，以及芮歌尼神父辭任大學副校長。聖言會也將大學的管理、資金和起草預算的工作與華人同事分擔。聖神婢女傳教會（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也同意這些解決方案。(註36) 1949年2月，聖言會全體教職員被撤換，標誌著「黑暗的日子」開始。〈輔仁大學人事調整備忘錄〉於1949年2月26日發佈如下：(註37)
聖言會司鐸，芮歌尼校務長，哲學博士，呈請辭副校長職。因訓育制度已廢除，聖言會孫振之司鐸，法學博士，不再執行其職務。聖神使女會盧院長亦不再執行女院訓育主任之職務，並呈請辭女院院長職。聖言會葛爾慈司鐸，哲學博士，呈請辭教務長職，聖言會徐思本司鐸亦呈請辭事務主任職。……
政治運動開始在輔仁校園出現。如芮歌尼神父1949年2月28日的報告：「首個在北平的人民法院今日在我們的禮堂開庭。歷史系一年級一名男生受審。解放後，當宿舍在我反對之下允許男女同住，他曾與經濟系一年級一名女生在男生宿舍同居了約一個星期。」(註38)群眾指控該男生是間諜，為共產黨的敵人國民黨服務。群眾公然羞辱那學生；他雙手被綑綁，被迫跪在台上五個小時。群眾包括教職員和學生，他們譴責他是敵方間諜並將他趕出大學。聖言會的神父沒有能力干涉，或代表該學生發言。聖言會的神父自己亦身處險境。1949年4月1日的一封信指，芮歌尼神父得悉有學生計劃捕捉他，並可能以酷刑迫使他披露聖言會神父所擁有的資金數目。(註39) 在此事件後，芮歌尼神父變得格外小心，例如不再單獨騎腳踏車或在天黑後外出。
1950年及以後
195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佈了《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問題的決定》。(註40) 該文件指出，政府的目的是要鞏固國家高等教育的領導為原則、使之更有效地為國家建設服務，並簡化教育機構管理的行政手續。因此，中央教育部對高等教育機構有全面的領導，而這些機構對下達的指示和命令均應執行。華北區內所有高等學校和教職員交由省政府和中央教育部領導。(註41) 因此，「高等學校的領導關係如有必要變更時，必須有計劃、有步驟、有準備地進行，並須經有關方面協商妥貼後，由中央教育部以命令行之」。(註42)
那份文件還指出，大學和高等院校教職員的資歷有需要提升。它說，高校的教師應盡最大努力加強政治學習，(註43) 並為了重建新中國，應以此為方向修訂教科書和教學材料。所有修訂亦應當跟從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的特定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九個月後，芮歌尼神父寫信到羅馬，表示聖言會經歷了非常艱難的日子。1950年7月1日，他報告指社區會議上，就繼續興辦輔仁大學與否展開了討論。在韓戰期間，發生了關於削減大學補貼的爭辯，也停辦了一些課堂及暫停新課程。(註44) 他還提醒羅馬，在85%學生為非教徒的輔仁大學，許多學生都存在著反外國和反天主教的情緒。(註45)
芮歌尼神父報告指，1950年10月1日是輔仁成立的銀禧紀念。他曾希望會有一些慶祝活動，但最後沒有舉辦。(註46) 1950年10月12日，陳垣校長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管輔仁大學。(註47) 他顯然是在壓力之下發言：「在這段時間，教會已經停止給予補貼金，如果沒有人民政府的支持，明顯不過的是，超過三千位師生和職工將會失業，或失去學習機會……它還教會了我們要更團結一致，更清楚了解帝國主義者的本質，並以更巨大的能量奮鬥到底。」(註48)
結論
即使面對著混亂、政局不穩和軍事威脅，聖言會仍盡最大努力去擴展和提升輔仁的地位。輔仁大學是教宗本篤十五世《夫至大》牧函精神的延伸。聖言會希望將輔仁打造成中國最傑出的大學。正如芮歌尼在信中指出，聖言會曾制定教育政策、樹立具體目標，希望未來能獲得更大的成就。聖言會神父通過在中國的高等教育，展現他們對本地化的承擔。可惜的是，中國的形勢不容許他們發展自己的心血。1950年輔仁結束了它作為一所中國天主教高等學院的使命。大學的遺產及其畢業生的行蹤，將會是進一步的重要研究課題。
（編者按：註釋見本刊今期第100-112頁）
<<返回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