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鼎 2019年 秋季號 第39卷 總第194期 「五四」與《夫至大》雙百年慶
夏其龍神父
一百年前，教宗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854-1922）發表的有關傳教的牧函，拉丁語稱為Maximum Illud （意思是：至大的使命, 簡稱 MI），當時中文翻譯為《夫至大》牧函。
楊承恩（Ernest P.Young）的鉅著《教士的殖民地：中國天主教及法國保教權》，對該牧函提供了完整的歷史背景，深入研究了中國地區的基督徒信仰，教案、本地化、帝國主義等問題。該書第十章更集中研究《夫至大》牧函，及分析了天主教傳教活動與法國外交的恩怨。香港大學歷史學家李紀博士給予該書極高的評價。（見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11: Issue 4(2016), Publisher: Higher Education Press (China).）。陳聰銘三年前著作的《中梵外交史：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筆者亦認為堪作深入有關課題的參考。
牧函的背景
鴉片戰爭後，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曾藉著西方的政治、經濟優勢，獲得了很多方便，卻也種下了不少與傳教原意背道而馳的後果。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西方的傳教會將傳福音的管轄權視為財產，嫉妒地抗拒別人的援手及抵制與任何人分享；另一方面，也不落力培訓本地人才，建立本地教會。教宗的牧函雖然沒有明顯地提及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但在中國的明眼人卻可以領會到牧函所針對的傳教問題與這保教權有直接關係。(Young, 2013, p.214)
本篤十五世擔任天主教會教宗的職位是從1914年直到1922年去世為止。他初任教宗時，即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與教徒渡過艱苦的時期後，才迎接和平的降臨。由於義大利的統一運動早已完成，在他的任內，他只避居羅馬城一角的梵蒂岡宮內。到他去世後的1929年，教廷與義大利簽訂了《拉特蘭條約》，梵蒂岡城才成為中立主權國，聖座才擁有較正式的名分參與世界事務。
教宗發表《夫至大》牧函之前的75年，即1844年，法國與中國簽訂《黃埔條約》，其中規定法國可保護在中國的傳教士和教徒，形成了法國在華的保教權因而從中得利。有些中國人為了獲得法國保教權的蔭庇而入教，借此逃避中國的法制，並依仗法國而圖利；屢次與群眾衝突，產生了很多教案。1870年發生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雖然都有錯綜複雜的原因，但歸根到底都是保教權的後遺症。
中國清朝末期國勢薄弱，各國先後在中國開闢租界。法國也於1861年在天津開闢法租界，是天津的九國租界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後，各省逐一宣佈獨立，沒有能力抗拒外國勢力。1916年，法國第二次擴展天津法租界。當時發生了與教會有關的天津「老西開事件」，引發市民的強烈抗議。
「老西開事件」
事緣1912年，教廷宣布從北京教區分出天津代牧區，委任法國遣使會會士杜保祿(Paul-Marie Dumond, 1864-1944)為該區宗座代牧，雷鳴遠（Lebbe, Frederic Vincent , 1877-1940）為總鐸。起初，代牧區的行政中心設在天津獅子橋東頭的望海樓教堂；其後，杜保祿在緊鄰法租界但並非法租界內的老西開，興建了新的大教堂，並在附近開辦學校、修院、醫院等教會建築群。很多在中國北方傳教的天主教修會，都在這一帶設立帳房，進行房地產投資，買地蓋房出租。
外國人在中國不斷擴張勢力和租界時，雷鳴遠和一班中國教徒，勇敢地提出「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口號，並推動教廷任命中國國籍主教，為能早日成立由中國人主持的本地教會。
1916年法國人將代牧區的聖若瑟大教堂及附近地區併入法國租界，並在該等教會建築群懸掛法國旗，使中國政府不能進入，事實上是藉此擴展天津法租界，雷鳴遠認為這是法國越權侵佔中國地方，於是在他主辦的《益世報》大力表達反對，與天津宗座代牧發生衝突。這就是「老西開事件」。
《夫至大》牧函
教宗的牧函於天津「老西開事件」後的兩年，1919年11月30日發表，談論的是有關傳教的問題，並只針對一般傳教區的主管、傳教士及信徒，而且牧函并沒有提到中國及法國的保教權。但是，時間上及有關的傳教問題都十分切合天津事件，令人不難覺得牧函主要是針對中國而寫。當時草擬牧函的傳信部部長王老松(Willem van Rossum, 1854-1932) 與雷鳴遠及他的夥伴遣使會士湯作霖（Antoine Cotta, 1872-1957）在書信上不斷討論中國教會傳教的問題。(陳聰銘，2016，頁49)
發表牧函的前一年，1918年七月羅馬觀察報刊登了中梵正式建交的聲明，中國及教廷也任命了駐對方的公使。但其後因法國要維護在中國的保教權而強烈反對，結果需要無限期地延遲實施。事實上，法國反對的主要原因是中梵建交會削弱法國在中國的保教權。保教權的目的本來是有關俗世性的層面，要求中國官方遵守1858年天津條約第十三條的規定，並協助天主教徒就物質層面的問題，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同時發給各國傳教士他們所需的傳教護照。(陳聰銘，2016,頁58)
牧函的內文對傳教區主管的說話，包括了一般地鼓勵他們要以慈父之心作為傳教區內之靈魂、賞識及鼓勵區內的傳教士、別拘泥於小成，但應擴闊眼光接觸還未認識主的人、應該分散建立地區中心，以備將來改作新傳教區的中央、當摒除邦族排外之心及修道團體門戶之見、不能以畫歸其經營的天主田園，據為獨有私產，不願他人協助、亦不能以區界自封，不顧旁人。(MI, 主任傳教事務者職分1至4)
但牧函最重要對傳教區主管要說的一點是，一定要培育本地神職，令他們終有一日確能管理本地教會，並非只是委任他們輔助外來的傳教士，而從事較卑微的的職務。牧函認為令人遺憾的事實是，有些地方信仰傳播了幾個世紀，仍然只有一班地位低下的當地神職人員。這些國家已達到了高度的文明，在世俗生活的所有領域中都有傑出的本地人才，但是，恰恰沒有本地主教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
這個重點，正是當時中國天主教會的要害。祝聖中國本地主教，是當時法國傳教士提出了多方的理由，極力反對的；當中亦由於法國政府要佔據中國平台作為教會與中國的中間人，影響中國發展；所以千方百計的阻撓，不想教會直接接觸中國。（MI, 主任傳教事務者職分5）
牧函對傳教士要說的話，也包括一般的勸諭，不要於人靈外有其他營利的作為、要有相當的學識、精熟傳教地的語言、勵德行於祈禱而愛內修。但牧函最強烈要表達的一點是要求外國傳教士不要以世間國家利益，超越天國。一個離鄉背井的傳教士為了提升本國的聲望而努力，這是違背初衷，也將是一個悲劇， 這種行為會像瘟疫一樣感染他的傳教工作，毀滅他作為福音的代表，破壞他與民眾的信任。牧函提到最近得悉的一些報告，有傳教士事實上更熱衷於對自己國家的利益多於天主國度的增長，令教宗深感悲痛。明顯地，牧函這一點的描述與天津「老西開事件」很有雷同之處。(MI, 傳教士職分1至5)
可是，在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並不認同牧函的內容。廣州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光若翰主教（Jean Budes de Gu?briant 1860-1935）於1919年七月被委任為在華宗座教務巡閱使，他在致羅馬傳信部的信中說，牧函文本於1920年2月到達中國。江南法國籍耶穌會士的代表批評教宗撰寫牧函時搜集資料不足，以至如此嚴厲的譴責傳教主管及傳教士。事實上，傳教區迄今為止已盡其所能；向他們提出更多要求是徒勞的。光主教更說法國籍耶穌會士公開地忽視這牧函，並沒有公佈該牧函全文。似乎牧函並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Young, 2013 . p.215）
牧函的後續
雷鳴遠於1920年被安排送回歐洲為留學比利時的中國學生服務。他趁機向教廷上萬言書，獲得安排面見教宗陳情。 繼任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庇護十一世 （Pius XI, 1857-1939）在1922年上任不久便委任了第一位駐華宗座代表剛恆毅 (Costantini, Celso , 1876-1958)。要他來中國主持本地化工作，排除法國政府的阻撓，選拔本地神職人員出任主教。他更在1925年梵蒂岡傳教展覽會結束時，發表了《論教會傳教》（Rerum Ecclesiae, RE）通諭，（此中文譯名根據 http://w2.vatican.va/content/pius-xi/en/encyclicals/documents /hf_p-xi_enc_28021926_rerum-ecclesiae.html 按光啟文化事業2005年出版的《神學詞語彙編》，稱該通諭為《中國傳教》）重提《夫至大》牧函的重點，敦促神職人員的本土化，不要試圖在各地複製小的「歐洲」。並直接引用《夫至大》牧函的原文）
外國傳教士由於對語言的不完全了解，不能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使講道的力量和功效大大削弱而感到尷尬。(RE,22)
你不應看待本地神職人員作為是一個較低等級的神職人員，只能從事最謙卑的工作。…. 相反地，本地神職人員有一天他們將管理由你的汗水和勞動所建立的教會。 因此，神職人員之間不應存在任何歧視，而應相互尊重和團結。(RE,26)
我們毫不猶豫地，為天主教會的需要轉移一個傳教會的傳教區到另一個傳教會; 我們還將劃分和細分一個傳教區，並將其轉交給本地神職人員的照顧，或者指定其他傳教會，而不是原有負責該傳教區的團體。（RE,33）
當時的傳信部部長王老松樞機為了實現上面最後的一點，不理會法國政府的反對，而安排教宗庇護十一世於1926年10月28日，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祝聖了首批六位中國本地神職人員為主教。可說是達到了《夫至大》牧函的主要目的。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65）的《教會傳教工作 Ad Gentes》法令，曾經引用《夫至大》牧函十次，基本接納了這牧函的重點，可見其重要性。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7年傳信主日寫給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Pope Francis, 2017）的一封公開信，提到即將慶祝《夫至大》牧函百週年紀念，特別強調教會主張傳教，不能不面對政治，但不應介入政治。要淨化任何殖民地色彩、遠離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的目標、避免各種形式的教會內向、自我滿足的舒適區、牧民的悲觀主義、及對過去無用的懷念。
綜論
中國天主教自十六世紀至1858年，一直生存在葡萄牙與教廷協議的護教權下；在鴉片戰爭後，中國教會又生存在法國從清朝獲得的保教權下。不論護教權或保教權，都為中國教會帶來一些方便，但亦因為政治和宗教的界線分劃得模糊不清而帶來很多壞後果。
《夫至大》牧函的的重要性就是在20世紀初期，在中國艱難的政治環境中，及教會在世俗利害關係難分難解時，突出了宗教的目的，走出一個正確的路向。
1949年後，中國教會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普世教會隔離。最近中梵簽署了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由於內容沒有公開，不能作出確切的評論。但表面上似乎又一次將中國教會與政治帶進另一種模糊不清的處境。
本篤十五世的《夫至大》牧函、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教會的事件》、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教宗方濟各為紀念《夫至大》百周年的公開信、都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對教會的傳教工作，沒有失望。所以，中國教會各方面的人士，暫時忍受苦難教會的艱苦，將來一定會結出美麗的果實。
參考書目：
- 本文中《夫至大》牧函譯文為馬相伯 (1840-1939)所作。見朱維錚主編:《馬相伯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4-397 頁。按光啟文化事業2005年出版的《神學詞語彙編》，稱該通諭為《偉大的那事》。
- Young, E.P., 2013, Ecclesiastical Colony: China’s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French Religious Protectorat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2013)
- 陳聰銘著，2016，《中梵外交史 : 兩岸與教廷關係（1912-1978）》，台北市 : 光啟文化事業。
- Pope Francis, 2017, Letter to Cardinal Fernando Filoni：Letter Of The Holy Father Francis For The Centen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 On The Activity Of Missionaries In The World.
<<返回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