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 2019年 夏季號 第39卷 總第193期 經濟發展是教會之雙刃劍

陳劍光牧師著,中華傳道會牧師,中文大學榮譽研究員

張嘉兒譯

        

在過去四十年中,中國經歷了徹底轉變。從國內生產總值人均不到200美元的國家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從大多數人依靠自行車運輸,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超級高速公路和火車網絡系統的國家。中國的基督宗教也從文化大革命殘酷壓迫下躲藏的倖存者,發展到國內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看到成千上萬人的驚人團體。目前,中國新教徒人數介乎3800萬到8000萬之間,天主教徒在600萬到1200萬,數目取決於採用官方數字,還是非正式估計。在這四十年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背景下,本文嘗試闡釋中國基督宗教的發展,並指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反映著中國社會的社會政治發展。本文中,基督宗教包括新教徒,也包括天主教徒,教會類比更多基於新教徒的經歷,因為新教徒構成了中國基督徒的大多數人口。該分析將過去四十年分為四個時期,每個時期大約十年。它將首先描述那個時期的社會政治氛圍,中國人對飲食似乎十分重視,以下通過四個與飲食相關的類比來探討。接下來將用四種不同的聖經主題來概括同一時期的基督徒精神,以描述基督徒的經驗。(註1)

第一階段:從1979年至1989年。有飯吃(吃得上)

        從1979年到1980年間,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政策的未知路線,開始時強調增加農業產量,允許農民在達到政府規定的指標後,保留和銷售產品。隨著私人市場,日常商品的生產和小企業、以及外國投資和出口導向工廠的出現,農產品產量激增。食品和商品的供應增加,人們普遍感到眼花撩亂,並享受著新的供應品。這特別他們過了幾十年貧困的生活,基本的食品和商品受到嚴格限制,更穿插了大躍進運動中的飢荒時期(1958-61年)和文化大革命高峰期半飢餓的情況。從1979年開始,人民的整體氣氛是享受著多年來被拒絕的任何食品和商品供應的增加。有飯吃成了普遍的社會氣氛。

        關於宗教政策,直到1990年,宗教被視為一種低劣和扭曲的世界觀。共產黨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的進步,宗教自然會消亡。因此,沒有積極的措施來壓制或促進宗教信仰。但是,不允許宗教在公共領域產生影響,只能在政府批准的場所內運作。儘管有這些限制,中國的所有宗教在20世紀80年代都經歷了增長。

傳道主題:十字架

        在這十年中,教會團體可以用十字架作為象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宗教被武力完全壓制,很少人會夢想到隨著革命的終結,教會重新出現的這種可能性竟可發生。信徒們猶豫公開承認自己的身份,擔心可能會出現政治反彈。由於政府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政策表現出更堅定的決心,更多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開始參加重新開放的教會。新教徒很快重建各種會議和聚會,使信徒能夠舉辦聯誼聚會、查經班、祈禱和敬拜。當比較他們彼此的特徵時,大多數信徒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了苦難和艱辛。由於有排山倒海受迫害的見證以及他們對天主救援的各種經驗,苦難成為新教教會中熱門的宣講主題,並有各種論述。在這個教會重新出現的時期,以十字架為代表的基督徒苦難反映出許多中國新教徒的靈性熱望。信徒們對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難產生了認同感,並從中吸取了鼓勵和安慰,以安撫他們在迫害中的痛苦和失落。通過與受苦基督的精神認同,他們從自己的苦難中領略到屬靈的意義,這種苦難並非徒然,而是為了淨化他們的信仰,並為中國教會的複興奠定基礎。

        苦難教導的普遍性受到另外兩個因素而加劇:缺乏宗教資源,以及地方當局的持續鎮壓。在教會重新出現的初期,宗教資源稀缺;手抄的讚美詩和聖經文本並不少見。這一個靈性極度飢渴的時期,對於任何可用的屬靈資源都很渴求,特別是對於聖經而言,因為大部分的聖經已被摧毀。1980年,上海的新教徒用20世紀50年代印刷版的模板重印了聖經。(註2) 然而,即使印數逾萬也遠遠不能滿足數百萬從隱蔽處走出來的新教徒。許多人試圖將聖經偷運到中國,甚至冒險秘密地印刷聖經。儘管政府明確指示允許基督徒公開開展宗教活動,但許多地方當局仍然很保守地執行宗教政策,並且有意或無意地繼續壓制各種新教團體。這些當地政府長期以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許多政治決策的逆轉,並預計中央政府隨時撤回這種自由的宗教政策。因此,一般的「寧左勿右」的政治立場導致信徒不斷受騷擾,並使苦難為題的教導持續不斷地在新教徒中延續,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地方當局逐漸轉向較自由的社會政策。

第二階段:從1990年至2000年。吃得飽

        在20世紀80年代,經濟生產出現了激增,因為許多人開始嚐到市場經濟的甜頭,尤其是許多通過利用政府定價的國有原材料(如鋼鐵),並將其出售至市場定價的私營部門而從中牟取暴利的黨派精英。這種牟取暴利是社會動蕩,是導致「六四事件」的學生運動主因之一。在鎮壓六四事件後,政府就中國是否應該回歸社會主義以避免暴利和腐敗,或者根據改革開放政策與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一致,進行了激烈的辯論。1990年,中國決定選擇改革開放的政策,開創國有企業改革的新篇章,增加各類商品的生產,鼓勵服務業吸納因國有企業縮減規模而剛剛失業的工人,並吸引外國投資和專項技術,以及發達的出口市場。政府還建立了大量基礎設施,以加快經濟發展,並縮小較為繁榮的沿海地區與貧窮的內陸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10年來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工廠,國內生產總值提高,外匯儲備亦顯著增加。中國人民被賦予了新的財富,特別是那些從事服務業,貿易和農業生產的人,隨著各種商品的供應量增加,以滿足中國新消費者看似無法滿足的慾望和需求。家用電器產品及各種形式的加工食品和餐館都急劇增長。每個家庭都希望有更多的食物吃,更多的家電(洗衣機、電視機、手錶、錄音機等)可以享受。那時也有一種建築潮,每個人和政府單位都想建造新的建築物或公寓,因為中國的所有建築物中,有一半是在1945年之前建成的,而較新的建築物通常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建成的。過去認為是奢侈的願望「吃得飽」達到後,大多數人在經濟繁榮日益增長的十年中,主要的目標是:家庭中充滿家用電器和擁有新的房頂的房子。

        在宗教領域方面,從1990年到2000年,政府將宗教視為人類文明中的社會文化力量。政府還允許將宗教學術研究視為一種文化現象,並允許宗教團體向公眾提供有限的慈善服務,如開辦診所或老人院。中國有更多人能接觸宗教信仰,所有宗教團體都有穩定的增長。

傳道主題:重建聖殿

        1990年到2000年左右的第二段時期,可以通過舊約中重建聖殿的主題來說明,正如《厄斯德拉下》所記載的那樣。隨著政府繼續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繁榮的時代,帶來了新的社會經濟挑戰。經過十年觀察政府對實際社會經濟變革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真實性,基督徒有足夠的信心投資於快速增長的階段 – 主要是數量而非質量。在這十年間,隨著舊教堂的翻新,數以千計的新教堂被建造起來了。這個快速建設教堂的階段,也恰逢如上所述中國普遍的建築熱潮。新建或翻新的教堂迅速在全國各地湧現,通常有哥德式的城垛和塔樓,並且頂部有一個大紅的十字架。

        愛德基金會在聯合聖經公會的支持下成立,是中國最早的非政府組織之一。其子公司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開始大量印刷聖經和讚美詩。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還提高了他們的生產能力,以生產基本的新教宗教材料,如:讚美詩、禮拜祈禱書籍、靈修和培訓文學,有基督教標誌和聖經經文的裝飾品,以及佈道錄音帶。而基本的天主教用品也全力生產,如:彌撒經書、唸珠,聖牌和聖相。這些材料擁有巨大的市場,因此,許多地下出版社和工廠出現了,盜印流行的基督教材料,並試圖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有些人甚至盜印香港或台灣走私進來的最新基督教文獻,這些文獻在官方認可的宗教組織中並不常見。

        由於新信徒湧入新開放教會的熱潮,使少數挺過了迫害的牧師不堪重負,因此,教會迫切需要能夠在講壇宣講或帶領查經小組的人。許多為期數周以至數月的短期強化課程出現,以培訓平信徒傳教士(義工—志願工作者)在基督教教義和聖經上的知識。經過幾十年的破壞之後,一些聖經學校和神學院開始重新開放;當中許多是沒有教科書或專職教職員的。這些學院開展了一年和兩年的課程,並培養了自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來第一批受過正式培訓的牧師。他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深入和盡快培訓大量的傳教士和牧師,以滿足迫切的牧民需求,鞏固快速增長的基督教團體。

        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把他們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透過建立教會作為社會中明顯的臨在,以及倡導越來越多湧入任何開放教會的新信徒,來鞏固教會的地位。面對如此巨大的需求,關鍵的是數量而不是質量。出版的講道很受歡迎。佈道而不是見證,主導了新教的崇拜服務和家庭聚會。教堂建築項目成為大多數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教堂的主要支出。籌款活動迅速地開展。這種氛圍有點類似《厄斯德拉下》所載第二所聖殿的重建,這個聖經主題──重建聖殿──成為新教徒無論是在講壇上,在教會的出版物中,或籌款活動中最常見的主題之一。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實體教堂建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治基督教團體(也稱為家庭教會或地下教會)認為他們在重建聖殿時的角色是建立一個屬靈的聖殿。他們的主要焦點是信仰的培育和福音的傳播,這導向在整個中國建立教會的主要階段。擁有大量平信徒傳教士(義工及志願工作者)成為教會領導的常態,特別是在農村地區,那裡根本沒有足夠的專業牧師牧養不斷增長的羊群。教會現正處於擴張階段,超越了前十年的生存模式。

第三階段:從2000年至2012年。吃得好

        在第三個階段,國家正在走向資本主義社會,幾乎所有經濟部門,如金融、房地產和高科技,都在高速增長。中國成為新興的經濟巨頭,中國遊客和投資者開始走遍全球。中國農民不久就尋找足夠的食物來填飽肚子,但現在是尋找美食來滿足他們挑剔的口味。國際品牌商品很受歡迎,優質商品受到中國消費者的青睞。新興的中產階級正在前往國際城市作為他們的度假勝地,如:巴黎、羅馬、東京和倫敦。很快,中國已開始在主辦上海世界博覽會和北京奧運會時留下了非凡的印記,這是有史以來最奢侈的一次。中國正朝著優質生活的口味邁進。

        隨著中國在這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新的社會問題相繼出現了,如:城市貧困和收入的兩極性。實際上,政府允許包括宗教團體在內的非政府組織去滿足社會需求。 在宗教領域,政府特別呼籲,甚至在某些地區要求宗教團體開展慈善社會項目,如:建設學校、提供獎學金、開辦免費診所、或從事志願工作,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口,作為支持政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目標。從那時起,宗教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入中國社會,並在公共領域獲得越來越多的知名度。知識分子、商人、演藝人員、媒體名人、甚至是著名黨派領袖的家庭成員,都被宗教所吸引。事實上,靠著黨的民眾影響力,宗教已經成為一種相當時髦的趨勢。儘管在這三十年中,政府在宗教方面的立場發生了各種變化,但在宗教方面,特別是基督宗教,在中國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

傳道主題:金燈臺

        自2000年以來,中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和經濟繁榮時期。在國際上,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國內,中國正在轉變為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產階級快速增長,財富日益增加。在這種社會政治背景下,中國教會比過去20年更具活力,特別是教會領導層變得更年輕、更有活力和更有經驗了。當談到牧養服務和基督宗教資源時,信徒不再渴望數量,而是需要質量。最流行的聖經類型不再是簡單的標準版本,而是帶有評論或皮革裝訂的禮品版本。各種形式的禮拜、新的讚美詩、神學課程、互聯網討論小組和媒體聊天小組正在慢慢取代長篇的佈道,作為新教活動的流行形式。牧師也經常感到不足,並尋求提昇他們的培訓,把重點放在牧養技巧和教會管理或牧靈輔導等專業。

        在此期間,教會努力成為中國社會的真正元素,為中國作出貢獻。教會不再只關注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是關懷社會快速變化所帶來的新需求。教會已經開始嘗試以孤兒院、醫療診所、老年人宿舍,提供社區服務或獎學金。此外,教會開始強調聖潔的主題;敦促信徒不要遵循世界的道德標準,特別是當中國傳統謙虛的社會價值觀迅速消退,而被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和唯物主義所淘汰的時候。教會希望以真實的方式成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同時仍然紮根於超越的境界。在此期間,許多教會領袖使用金燈臺的聖經主題(默示錄1:12-3)(註3) 作為中國新教團體的教會象徵,因為教會是以天主的設計而建造的,好能為世界帶來光明,並透過信徒的聖德來提醒世界神聖的光榮。中國教會就像金燈臺一樣,希望透過其善行和道德教導,在中國閃耀出天主的光榮。

第四階段:從2012年至2018年。吃得開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努力成為世界上的偉大國家,他稱之為中國夢,中國可以重獲過去歷史上的輝煌,成為塑造全球事務的關鍵成員。中國幾乎在國際舞台的各個領域都增加了國際影響力:從維持和平到投資,從世界貿易到航天。中國發起了「一帶一路倡議」,(註4) 這也許是最大,最具野心的跨區域經濟實體。這個觀念是要出去和世界接觸;行動是要與世界其他地方分享和聯繫。中國已成為大哥,會一起分享和幫助那些願意接受中國政治經濟利益,以及中國經歷了的經濟發展經驗所影響的小國。「吃得開」這個比喻,字面意思是「公開地吃」或比喻「人們可以和很多朋友分享一頓飯」,也許它可以捕捉到這雄心勃勃的民族情緒的精髓。無論是中國企業家、中國遊客、中國基礎設施工程師、中國救援工作者、或是中國學生都可以步出國門,與世界分享中國已經趕上一個新的階段。

        在宗教方面,自2012年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導致政府普遍更加積極地干預宗教,特別是針對基督宗教的收緊政策。導致這種轉變的因素有三個:國家安全、「和平演變」的政治理論、宗教生態模式。首先,在2013年,中國政府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其中包括教育、媒體、少數民族等領域,而宗教亦包括在它的管轄之下,它認為宗教信仰可能具有威脅國家安全的政治影響。宗教不再被視為文化現像或一種社會群體,而是作為對國家安全有影響的社會因素。

        其次,「和平演變」理論在中國重新浮現。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之後,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國政府認為歐洲共產黨統治的崩潰,主要是由於美國和北約長期的共同努力,透過文化、政治、宗教和經濟各種層面的手段,在破壞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結構所致。(註5) 中國人將這一西方戰略命名為「和平演變」。據稱,基督教在這一戰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支持團結運動的波蘭天主教會。(註6)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其關於中國宗教政策的書中提出,為了保護中國的安全,國家必須警惕宗教領域(特別是基督宗教)的「和平演變」。(註7) 「和平演變」理論過去在黨的意識形態中並不普遍,直到2013年,才被採納為國家新政策的一部分。從那時起,基督宗教被公開懷疑是反政府政治活動的潛藏基地。(註8)

        第三,政府採用了一種宗教生態模式,其中所有宗教都被視為花園中不同的植物。民政當局就如一個園丁,需要管理花園,好使所有不同類型的植物都有公平的成長機會。政府將基督宗教的快速增長與其他宗教的增長相比後,把它解讀為不健康。因此,政府採取措施去控制中國的傳教活動,並限制基督宗教團體接受國外的支持,以遏制基督宗教的發展。與此同時,政府通過資助和推動佛教和道教的國際活動,鼓勵其他宗教的發展,使中國所有宗教都有平等的資源促進競爭發展,中國可以發展平衡的宗教生態,所有宗教都在這裡生活,彼此和諧相處。

        此外,2016年3月,政府召集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主持習主席在宗教政策中肯定了以下的新方向:1)政府將指導中國的所有宗教,而不是引導,從而採取更積極的角色以控制宗教團體;2)中國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應該被中國化,這意味著宗教不能擁護或鼓吹西方世界的價值觀,必須融合中國政府規定的社會價值觀;3)宗教事務的管理將從部門控制(國家宗教事務局SARA/地方宗教事務局RAB)擴大到更高的行政級別,教育、公共安全等許多部門的協調,也將會在監督宗教事務中發揮其作用。在2018年,政府頒布了一項新的宗教條例,對基督宗教實行更嚴格的控制,導致許多地方當局從公共場所取消基督宗教標記,禁止教堂辦夏令營,禁止所有未成年人士進入教堂,並關閉基督宗教經營的幼兒園和學校。傳統上出於外國形象的基督宗教,似乎將在未來的日子裡要面臨更嚴格的控制。

傳道主題:耶路撒冷

        儘管政府對基督宗教施加越來越多的限制,新教團體自本世紀初已主動開展其海外傳教使命,並在十年前已開始派遣傳教士,其中有許多早已在不同的國家服務。它起源於20世紀40年代的幾十位中國傳教士,他們的願景是從新疆通過西亞直到耶路撒冷傳播福音。它被稱為「回到耶路撒冷樂隊」,並且沒有一人離開中國。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初被中國新政府所禁止。然而,他們對回到耶路撒冷的願景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基督教古典學校聯盟及許多地下的傳教培訓機構中被重新點燃,並受到了激勵。在此過程中,在中亞和西亞的穆斯林世界傳福音,並在耶路撒冷結束的最初想法逐漸演變為更廣泛的願景,稱為中國本土化宣教運動,挑戰中國新教徒向仍未接觸到福音的人傳播福音,特別是生活在10/40窗口的人群,(即Luis Bush所指的在北緯10至40度的地理帶是非基督督人口最密集的區域。)(註9) 不僅是穆斯林,還有生活在中國和耶路撒冷之間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隨著中國政府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地理上覆蓋了10/40窗口內的大部分人口,包括大多數穆斯林人口,中國新教徒通過將這個以中國為主導的經濟項目納入其中,進一步推動了他們的宣教願景。中國傳教士藉著這個平台進入穆斯林主導的地區,為能在末日之前完成其傳教使命。(註10)

        可靠的消息來源表明,中國已有數十個傳教培訓中心,在中國以外還有許多,目前有數百報讀的人正在接受培訓。至少有一千名中國傳教士已經被派遣出去牧場,一些先鋒隊正在沿著一帶一路貿易路線的主要樞紐建立稱為「旅行驛站「的支援基地。」回到耶路撒冷」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和財政支持,特別是來自西方的親以色列、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者、福音派和靈恩派的宣教機構,以及散居的中國新教徒。現在也有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天主教徒加入國際傳教修會參與著全球的傳教工作。中國的傳教士現在正成為全球傳教使命的新興傳教力量,以耶路撒冷作為他們的主題和「精神食糧」,與其他未聽過福音喜訊的人分享。

結論

        吃得上、吃得飽、吃得好和吃得開,以粗糙的形式表達了過去四十年中國社會的願望。十字架、重建聖殿、金燈檯和耶路撒冷的聖經主題,對應於中國新教教會的教會旅程的四個階段,在較小程度上也與中國的天主教徒互相對照。中國的基督宗教團體已經從生存、鞏固,進入了現在外展的階段。在比喻上,它經歷了缺乏食物、有足夠的食物、提高食物的質量,以及與其他人分享盈餘的食物。它經歷了苦難的痛苦,重建後的提升和喜悅,以及在中國社會紮根的挑戰,就在中國面臨來自收入極端、人口老化、極端消費主義、傳統婚姻和家庭制度解體,以致生態保護的各種巨大社會挑戰的此時此刻,向全球的基督宗教團體分擔傳教使命的重擔,將福音的喜訊傳播給未得之民。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基督徒在中國的教會旅程與中國社會的社會政治發展並列前進。隨著中國正朝向在全球秩序中尋找其新角色的未知路線前進,中國基督徒作為天主的子民繼續向前邁進,並在中國及其他地方見證天主的恩寵,他們仍在展開他們的朝聖之旅。

(編者按;本文註釋見本刊今期英文版第77-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