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鼎 2019年 冬季號 第39卷 總第195期 中國教會培育面面觀
林瑞琪
筆者自1980年代開始走訪中國大陸的復甦中的天主教會團體，以當時在摸索中重建的中國天主教會群體，與現今在中國大陸上的成熟地方教會比較，可以看出很多異同。相異之處及相同之處可以逐一討論，但同中有異的，卻是兩個年代的教會骨幹人物，都存在著「一代人教會」的格局。
一般的教會團體，以教區以至廣及全國的天主教團體，理應是由包括有老中青三代不同的骨幹成員所組成群體，但「一代人教會」卻只依靠某代的骨幹來支持，而「老中青」當中的其他梯隊似有還無。
兩個成因不同的「一代人教會」
在1980年代，中國教會的主教、神父、修女，都是二十世紀上半期出生，基本上是國共內戰之前成長的一代，到1978「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十年內陸續重拾宗教團體活動工作，均是60歲以上至80歲以下的一代，當然，有些神長年過八十依然堅守崗位，努力不倦，但畢竟能有如此高齡者總是屬於少數。至於60歲以下的一代，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依當年一般教會領袖所說，這是「三十年的斷層」，他們當中，有不少來到香港聖神修院參觀時，意外地驚嘆修院院長及副院長是那麼年富力強的一代，均是四十多歲的青壯人士。
隨著修院恢復及修女院逐步重開，聖召湧現是當時最令人「頭痛」的喜悅。當年問及他們為何要修道或進入修院，除了「老本堂推薦」這是典型的答案外，沒有人能解釋何以在五十、六十年「反右運動」及「文化大革命」這絕對的無神論年代出生及受教育的一代，會如斯踴躍而熱切的投入修院的生活而義無反顧；除了歸因於天主聖神的默啟，再沒有更好的答案了。
一切培育工作都是從零開始，加上梵二革新，老一輩的神父感到有點茫然而需要急起直追。實體建設（包括院舍、教材、生活設施）倒算容易處理；軟件發展有時才讓人感到無所適從。從外間引進中生代的師職人員及修道人士，大大豐富了修院培育團體的多元性；但還在本土及海外不同培育方式努力磨合之際，新一代的司鐸及修女已開始湧現及走上服務崗位。而隨後的十多年，中國教會進入了聖召豐收期。
目前的「一代人教會」是倚杖休息
進入二千禧年的前後幾年間，許多教區體會到年青神父及修女有必要得到進一步的培育，好能在日後擔當更吃重的任務，特別是擔任修院的培育；而在中國政府的容許或默許之下，出國留學成為新的熱潮。儘管語言難關曾使不少年青的修道者放棄出國機會或半途放棄海外學業，但大多數都能努力克服困難而修成正果回到本教會服務。
然而，正當許多學成回國的教會青年才俊準備大展拳腳時，卻意外地遇上另一個更令人吃驚的問題。筆者早在2003年至2004年次間，為回答海外一些資助機構的詢問時，表示中國教會人數的增長率，已呈現「高原現象」。所謂「高原現象」，是指一個群體經歷高速增長之後，增長的動力無以為繼，而新增的成員僅能抵消原有成員的流失，遂出現一個持久的基本平衡狀態。按照筆者參考多項數據，中國教會在1998年，或最遲在2000年之前，已進入「高原現象」狀態，而據不同方面的資料來源亦證實，中國教會人數在2000年之後，基本上沒有明顯增長。（林瑞琪，2017，頁15）
伴隨著教友人數的停滯不前，教會老化是遲早發生的事。而未進入老化期之前，已會直接影響到司鐸聖召的增長。各地修院修生的總人數，已從2002年高峰期的2,470人，劇減至2018年的稍多於485人。多間公開大修院相繼關門。其他修院除了兩三所能維持生源充沛外，其餘均在掙扎求存的狀況中。
修生人數的減少，肯定影響到天主教會未來新司鐸的數目。眼前天主教會司鐸年齡層以四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的「中年一代」為主，六十歲以上已甚稀少，三十至四十歲者雖仍算常見，但比例並不高，三十歲以下者亦日見減少。這是非常值得海內外全體天主教人士共同關注的問題。
修女團體方面年齡分佈的比例，與神職人員相去不遠。最近筆者與國內一些修女會團體的成員見面，她們簡介本身修會的成員情況，其中提到修女的年齡分佈，大約如下：
60後（即1960年代出生者）佔百分之20；
70後佔百分之45；
80後佔百分之30；
90後佔百分之5。
由上面的數字可見，60後之前的修女是絕無僅有，而60後至80後的成員高據整體人數的九成半，而90後(以目前看即20歲至30歲之間)的成員只有百份之5。這也同樣擺脫不了「一代人教會」的局面。
目前的時機稍縱即逝
1980年間的「一代人教會」局面，是源於政治壓力之下的無奈；但幸好整個社會體制在三十多年來一直未變，甚至連教會禮儀，也沿用梵二之前代代相傳的一套，因此無論神職人員或年長教友，都容易理解前路何去何從。三十年前因政治壓力而中斷的宗教活動，三十年後可以原封不動的按原有規定去執行，而整個教會絕大部份成員都認為問題不大。
但目前的「一代人教會」局面，卻是由於教會對社會急遽未有準備，而措手不及。農村及鄉郊地區的城鎮化，以至沿海城市發達所帶來「民工」問題的衝擊，都只是問題根源的一部份而已；電腦、互聯網及智能手機帶來的社會生態變化，更直接威脅到天主教會一直依靠的社區模式。可惜，更少人會覺悟到，梵二革新帶來的陣痛，鼓勵全體信眾的參與及承擔無疑帶給教友使命感，但另一方面也招來實際生活經驗與梵二理想互不融合的落差。同時，梵二的自由氣息，在缺乏同樣重要的靈修啟導作為支援之下，教友（以至年青神職人員）也容易流陷於無所適從的狀況。結果是，很多神職人員沒有勇氣向外多行一步，教會信眾的人數於是停滯難前而逐漸出現慢慢流失。相對於過往二十年基督教會的姊妹兄弟的積極有為，我們實在應細心思考如何向前邁進。
反省到目前影響教友人數流失的原因，不少學者及關注中國教會的觀察家都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筆者個人特別重視以下各點，並提出具體意見。
鄉村角色的淡化必須解決
剛才提到，鄉村的解體確是中國教會人口停止增長的硬件上的原因。中國農村人口由1980年的佔百份之八十，逐步下降至目前2019的百份三十強。而更重要的是，農村人口並非按比例減少，而是代際斷層，二十歲至四十歲的一層近於完全消失，而他們移居到大城市所生的孩子，無論留在身邊或送返老家養育，都欠缺信仰上的培育。往日，自十九世紀中期至二戰結束前，中國天主教會基本上是依靠農村提供人口，而依賴城市提供培育機構，但當中鄉村基層教育又是教會所看重的。可惜，到現今21世紀，在農村天主教的信仰陶成，差不多仍是似有還無。即使不考量到2017年開始，有些地區的幹部叫囂著不准18歲以下的人士進入宗教場所，但農村無法維持其往昔自然人口傳承的重要功能，卻是不爭的事實。
應對鄉村的解體，我們應鼓勵小團體模式的相互扶持；過往三十年中國天主教的出版事業各放異采，聖經、神學、靈修、青少年牧養以至教會歷史及朝聖指引，各擅勝場，然而為小團體發展而出版的書籍或小冊子，卻一直似有還無。（盼望這只是筆者的孤陋寡聞，如有這方面的出版物，請讀者多多介紹，以廣交流。）協助國內的鄉間的留守人士組成團體，維繫信仰生活，是刻不容緩的事工。
協助城市教會都市化
遠較大中華地區台、澳、港，新加坡的教會團體，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的都市化，似乎仍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不少人誤以為都市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以為教堂座落於大城市就自然是都市化；但實質上都市化是很動態的進程，需要學習、鍛鍊、實踐、反省，最後經集思廣益而成。
具規模的都市教會的出現，不但是大勢所趨，而且是應受重視的發展之路；早在公元第一二世紀，《默示錄》所描述的七個教會，就是生動的典範。都市教會可能犯錯，可能失足，但他們的特性是不斷嘗試新的事物，又對原有的一切常加反省，不容許團體停滯不前。
具都市化特性的教會，必須生長出完善的體制，要有適度代表性的議會及委員會，教會神職人員要有適度的放權，讓信眾有機會參與及發表意見。2019年初廣西省南寧教區發生的教產爭議問題，基本上就是未有按著《天主教法典》成立相關的委員會而衍生的制衡失效的問題。（參閱林瑞琪著：「從法典有關財務規定看廣西事件」，收錄於《鼎》193期，2019年夏季號，頁49-53。）
議會及相關的委員會必須有「問責」的情操；面對不同的意見而有求同存異的美德；在有爭議時又能回歸《天主教法典》的指引，竭力奉行聖奧思定所說：「在未確定的事情上，要有自由；在已決定的事件上，要有紀律；在一切事情上，要有愛德。」
大力推進教友培育普及化
與教會都市化進程緩慢息息相關的問題是，中國教會的教友培育尚未成為氣候。在芸芸一百多個教區或同等的牧靈區域內，有教友培育機構者絕無僅有，更遑論定期推行的教友培育計劃。即使有，也只是由神職人員負責教導，而未能發展出教友參與的代代相傳的培育體制。在中國大陸上亦缺少教友間的互相學習，摒除不了教學兩極化的陋習，而不能明白到彼此學習、教學互長的道理。而國內神職的「權威」觀念，尤其是對有「博士學位者」的權威認同，更是窒礙人們放下身段謙虛互相學習的進路。
教友培育並不是要取代司鐸的職務；兩者在教會內各有不同的角色而必須有清楚分工，但成熟而深受培育的教友，可以與神職界及度獻身生活者有很好的互補。教友是教會接觸外界社會的最前沿成員，他們如果能在生活中見證信仰，傳教事工就能事半功倍。另一方面，教友亦可以將社會上的種種現象，帶回教會中，讓教會更能腳踏實地的為地方社區服務。梵二《教友傳教法令》這樣說：
堂區如能把區內的不同人力資源聚合起來，投入教會總體，定可提供團體層次的使徒工作的光輝榜樣。平信徒應該使自己習慣於在堂區工作，與他們的司鐸密切合作，把他們本身的問題、世界的問題，以及有關人得救的問題，帶到教會團體中，共同審查並經由廣泛討論來解決。平信徒應該盡量協助他們自己的教會大家庭所開創的一切使徒的和傳教的事業。（《教友傳教法令》，10）
在1988年已故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亦在《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中提到，「目前，平信徒有能力做很多，因此他們應該更致力於堂區內真正的教會共融的成長，為的是再喚醒，對非信徒及那已放棄信仰或教友生活散漫的信徒的傳教心火。」（勸諭，27）
2011年筆者應香港教區教理中心的邀請，主持一系列的「教友年」培育講座，當中筆者參考著名德國傳播學家諾依曼（Noelle-Neumann）的「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 Theory）中所強調的「輿論是社會的皮膚」（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這一概念，指出堂區正是教會的皮膚。我們作為堂區教友的責任，就是感受世界的變遷；作為教友，我們是自主的感應器，直接感受到外界的冷暖。
從基督奧體的角度，整個教會所有的成員都是基督的奧體的肢體，教友、公教家庭、堂區：我們都是細胞。但具體細分下來，我們是教會皮膚上的細胞。驟眼看來完全不起眼，但很重要。皮膚，決定了身體的顏色，讓世界看得見。
如果希望教會皮膚得到健康的成長，整個教會奧體必須不斷向皮膚輸送養份，而持續的教友培育，正是這些養份的實質內容。
國內修院應與宗座大學接軌
中國大陸上的修院，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發展，也因應著中國政府的專上教育體制改革，逐步朝向學位化的路向發展。2017年6月14日通過的《宗教事務條例》(2017年修訂本)第三章「宗教院校」第16條提到：
宗教院校實行特定的教師資格認定、職稱評審聘任和學生學位授予制度，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另行制定。
但在這裡筆者必須清楚指出，國務院宗教事務部門是國家組織，本身是「無神論」思想指導之下的官方機構，勢難實質地理解宗教群體對聖經學及神學修習的獨特要求。與其他宗教的聖經學院及神學院同樣，學位化過程無可避免有與國內大學體制接軌的現實要求，這為中國教育當局以及宗教院校方面，帶來了不少挑戰。為了解決這一對雙方均屬頭痛問題的難關，筆者懇切建議中國大陸上的天主教神長，向中央政府提出特別的呈請，容許中國的修院與普世各地大部份國家轄下的天主教修院同樣，與在羅馬的宗座神哲學院接軌。這一訴求，在2018年之前也許是很多人覺得是天方夜譚的事；但隨著中梵之間在2018年9月22日簽署了初步的協議，日後繼續磋商修院學院的學術安排，就變得順理成章得多。梵二（《天主教教育宣言》第11項提到，
教會對於「聖學學院」的工作，期待最深。因教會所託付於此等學院的極重職責，不僅在於準備其學生去接受司鐸任務，而尤在於使他們能在教會學術高級學府從事任教，能自啟自發地去從事拓展各種（教會）學術，或能去接受更為艱鉅的學術傳教工作的任務。同時，此等學院的職責，應對聖學的各領域加深研究，這樣好使人們對神聖啟示的領悟，日益加深，好使由先哲所傳遞之基督徒智慧遺產，廣予開發，使我們與分離兄弟以及非基督徒的交談，得以推進，也使我們對因學術進步而產生的種種問題，得以解答。
在中國的修院能與宗座的神學院校接軌，不但對國內教會培育人才方面有極大幫助，對於中國本身擴大與世界不同學術體制接觸及交流，亦實在甚有裨益。《天主教教育宣言》第12項又提到：
合作精神，無論就教區言、全國言和國際言，既然日益需要，也日益奏效。為此在學校教育大業上，合作精神自亦極為重要；故應竭盡全力，務使天主教學校之間，增進適度的協調，並於天主教學校及其他學校之間，加強合作：這實為整個人類大家庭之公益所需求。
藉增進協調及加強合作，尤其在學術機構的圈子裡，定會結出豐美果實。故在各大學中，凡各院系，皆應按其目的許可程度而彼此互助。各大學之間，也應彼此聯繫，協力合作：共同策進國際會議，彼此分擔學術研究，互相報告學術發現，定期交換教授，並共同發起其他較有服務價值的計劃。
假如中國政府可以容許在大陸上的天主教修院加入普世教會在國際上的宗座大學網，對教會及中國的學術界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
結論
中國天主教會正處於歷史發長的十字路口，危機與希望並存。以人口計，中國教會是一個十分年青的教會，神職人員的平均年齡是四十多歲；但另一方面又很快會進入「老化」階段。她有著全亞洲第三大的天主教信仰群體，卻被全球最大的無神仰者社會所包圍著。她自問資源十分短缺，但卻深受全球各地的傳教團體所關注，時刻準備與他們合作，以促進整個普世天主教會的發展。
因此，筆者懇請中國修院的各個有關持份者，積極考慮天主教會在各方面可能的進展，在為時尚未晚的當前，盡量帶領中國教會重回增長的軌道。
最後，容許筆者多說一句：教會的活力及生命，不在於其人數多少，更不在於其財富及物質條件是否豐厚，甚至不在於其身處的環境是否理想，而在於她有沒有堅守傳教的信心，一如既往的遵守基督復活升天之前所交託宗徒及眾門徒的使命，勇敢地向外踏出富有生命力的步伐。為此，筆者引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與讀者分享，教宗說：
耶穌吩咐「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的命令，在我們的時代發出巨響，所有人都蒙召投入「外展」的新使命。儘管現今世界光景一直轉換，針對教會福傳使命的挑戰層出不窮，但每位基督徒和每個團體都必須分辨主給我們指出的路徑，同時都被要求去服從祂的召叫：動身離開自己的舒適地區，好能接觸需要福音之光的一切「邊緣」人士。(《福音的喜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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