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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6年 冬季號 第36卷 總第183期 中國聖統制70年慶


 

中國總主教與中國聖統制


林瑞琪


        1946年4月11日,教宗庇護十二世為中國建立聖統制,在全國各地共設20個教省,每省設一總主教區,各省內原有的代牧區均昇格為總主教區或教區。

總主教不易尋

        既然有20個教省,就表示有20個總主教,亦即是需要有20位總主教。另一方面,既然是中國聖統制,總主教席位中決不能沒有中國籍的神長,但問題來了,截至1946年3月底為止,在位的中國各地一百多位主教當中,「當時全中國的國籍主教只有二十多人,若由他們全數出任總主教似無可能。」(林瑞琪,1999,頁48)

        因此,沒有中國籍總主教決不行!全部總主教座由中國籍神長擔任,亦不可行。於是,匆忙之間,教廷公佈「中國聖統制」建立時,總主教座只有一位中國人,就是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首都江蘇教省南京總主教區的于斌總主教。又由於田耕莘樞機原任青島主教,教廷有計劃使他遷任到角色更重要的教區,因此在聖統制名單上,青島教區列為「出缺」,因而弄致他向教廷申請聖統制,卻連自己的名字也未包括在內。事實上,名單發表之前,「1946年3月底,田樞機代表眾人向教廷表達,希望南京、北平、漢口、廣州四個總主教區由中國人擔任。」(陳方中,2012,頁10)

權宜及補充

        說當時名單定得很匆忙,是鐵一般的事實。實際上,原本應有20位總主教,但公佈時卻有5個總教區出缺,名單如下(名單參考趙慶源編《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

   1. 河北教省 北京總主教區 (出缺)

   2. 河南教省 開封總主教區 (出缺)

   3. 湖北教省 漢口總主教區 (出缺)

   4. 江西教省 南昌總主教區 (出缺)

   5. 福建教省 福州總主教區 (出缺)


        聖統制成立之日,竟然有四份之一的總主教座出缺,無論如何解脫不了給人以急就章的印象。同年5月10日,教廷發佈北京總主教區的總主教座,由田耕莘樞機接任。這個時候,適逢田樞機在羅馬領受樞機紅冠之後,順道訪問美國途中,有關他接掌北平總主教區的消息,也是在他回國前三天由宗座駐華盛頓代表齊高安尼總主教(Archbishop Cicognani)用電話向他稟報。(方若翰,1990,頁74-75)

        隨後,江西教省南昌總主教區,由河北教省保定教區周濟世主教接任總主教。「教廷的方法,可以看出是以質的優勢平衡量的不足,將最重要的總主教區交給國籍神職人員。」(林瑞琪,1999,頁49)

楊恩賚主教的例子

        事實上,1946年有機會成為總主教的人選,不只此數。當然,有些外籍傳教士仍抱著存疑態度不願放手給中國籍的神父主持教區,確有其事。但也有不少原代牧區的主教想交棒給中國神父,卻無功而還,山東省濟南代牧區就是一個好的例子。據韓承良神父記載,當時的濟南代牧區楊恩賚主教,「本來他是想在正式成立聖統制之前,就已讓位給一位國籍神職人員的。」(韓承良,1999,頁217)

        而韓神父也寫到連理想人選也有了腹稿,「由大局來看,實在也已經是交棒的時候了。再加上這不只是主教本人的見解和主張,不少的德國傳教士也都支持主教將權力交出來。於是主教毫不猶豫地選定了一位劉緒堂神父。可惜不能成事,只得作罷。劉緒堂也已經於十年(1989)前過世了。……但是楊主教的眼光沒錯,因為劉的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一生為教會和修會作了不少的大事。」(韓承良,1999,頁215)楊恩賚代牧結果也無奈地位列在濟南總主教座上。

隨後數年的發展

        然而,所有總主教及主教尚未坐定,就要進行調動;前述田耕莘樞機及周濟世總主教的新任命之外,6月13日教廷發佈任命福寧教區趙炳文主教 (Theodor Labrador) 為福州總主教;田耕莘樞機所渴望由中國人主理的漢口總教區,卻於7月11日由教廷宣佈任命羅錦章神父(Jos. Ferrucius Ros?)出掌。1946年12月12日,教廷宣佈委任陽霖神父(Caetano Pollio)為河南教省開封總主教;至此,所有在中國的總主教座才算完成任命。

        1949年至1955年間,教廷一共在中國大陸上任命了18位中國籍神父為主教;(林瑞琪,1999,頁68-76)其中,皮漱石神父出任瀋陽總主教,王學明神父出任綏遠(呼和浩特)總主教。同期之內,1952年8月,教廷宣佈設立台灣教省,以台北為總主教區,成為中國聖統制第21教省,並任命郭若石主教為台北總主教。

        另一方面,早在1947年12月11日法籍的廣州總主教巍暢茂(Archbishop. Ant. Fourquet)辭職;本來這是任命中國籍神父接任的良機,但多位中國神父都不願意接棒,直至1950年10月教廷才找到耶穌會士鄧以明神父臨危受命,但鄧主教的身份卻是以「意拉德亞教區領銜主教」(Titular Bishop of Elatea)去署理廣州總主教區事務。(鄧以明,1987,頁9-12)直至1981年6月6日鄧以明主教到羅馬述職時,才得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正式任命為廣州總主教;這一宣佈亦明確反映出教廷一直堅持中國聖統制存在,並且清楚確認教省總主教的職務在中國大陸並未消失。

        事實上,即使在現今大陸上的中國天主教會,也有幸能由多位傑出的總主教帶領,他們包括已故內蒙古呼和浩特總教區王希賢總主教、山東省濟南總教區趙子平總主教、遼寧省瀋陽總教區金沛獻總主教、陝西省西安總教區李篤安總主教、山西省太原總教區張信總主教,以至太原總教區現任的李建唐總主教等前輩,以及很多位主教職未受政府認可但默默耕耘的總主教;他們的貢獻對今天中國天主教會的發展,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

法典中教省的總主教所享的法定權力

        總主教的權力,在新舊版的法典中,均有明確的界定。中國聖統制成立於1946年,當時天主教會所用的《法典》是1917年版的法典。於1949年獲教廷任命為四川嘉定教區主教的鄧及洲神父於1947年指出,1917年《法典》所賦予總主教的權力有多項,其中很顯著的是:

法典284條規定教省每二十年開會一次。在開省議會之時,省總主教之地位極其重要,他有召集議會之權,會議由他主持,會議程序,開幕,閉幕,延長,遷移及選擇地點皆屬省總主教定奪。但是開會的地點,平常是在省總主教區域內。法典292又規定,每五年內省總主教當設法使本教省的主教們,齊集於省會或省內某主教處,討論本省興革事宜,並籌備下屆省議會的材料。(鄧及洲,1947,頁12-13)

         1983年公佈的新《天主教法典》,保留了1917《法典》中有關總主教的大部份權力,而在其他相當的條文,也論及總主教的權利與義務。其中第436條涉及視察教務的問題:

(一)項•教省總主教在省屬教區中的權限為:

 1. 督導保持信德和認真遵循教會紀律;如有流弊,稟報教宗。
 2. 如省區主教忽略法定視察,先經聖座批准理由後,得作視察。
 3. 依421條2項及425條3項所言,指派教區署理。

(二)項•環境需要時,教省總主教可由宗座接受特別法規定的特殊任務及權力。

(三)項•教省總主教在省屬教區內無其他治理權;但得在所有聖堂內舉行聖禮,猶如主教在自己教區內一樣,但如在主教座堂,則應事先通知教區主教。

結論

        總主教「能否」及「需否」發揮作用,仍視乎實際環境而定。在風平浪靜的日子,總主教只是「同輩中首席」(primus inter pares)而已;他決不會主動干預教省內其他教區的事務。但在有主教出缺或繼任人爭議的時候,總主教的重要性就充分顯露出來了。

        從過往多年的歷史看,中國聖統制著實帶給中國教會迫切需要的保護。我們應為此而感謝上主,在1946年賜予中國教會這樣重大的禮物。

        在中國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理念中,對教省總主教以至聖統制的概念一直都不很清晰,這一點從歷史現實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中國公開教會的種種文件中甚少提到總主教的職務,因此在中國大陸的教省總主教,履行牧職時較任何人都困難得多。但無論屬於地下教會或公開教會,都有多位堅毅而睿智的總主教,一直為教會的健康發展無私地奉獻,值得我們的敬佩及感謝,並為他們祝禱。

參考書目:
  • 陳方中,2012,「天爵尊榮,流徙半生──記田于二樞機」,收錄於《鼎》季刊2012秋季號,第32卷總第166期,頁6-18,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 韓承良,1999,《楊恩賚總主教的生平》,台北,至潔有限公司。
  • 林瑞琪,1999,《誰主沉浮──中國天主教當代歷史反省》,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 方若翰著,1990,《田耕莘樞機傳》,台北縣新莊市,輔仁大學出版社。
  • 鄧以明,1987,《天意莫測》,香港,毅敦出版印務。
  • 趙慶源編,1980,《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其首長接替年表》,台南,聞道出版社。
  • 鄧及洲,1947,「甚麼是總主教」,收錄於《鐸聲月刊》1947年5月25日第一卷第四期,頁1-3。四川省成都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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