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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7年 夏季號 第37卷 總第185期 宗教改革500年反思


 

天主教復興運動的要理問答──並分析其對中國教會的影響


林瑞琪,聖神研究中心執行秘書,本刊執行編輯 

推動天主教復興運動的三位教宗

        教宗保祿三世(Papa Paulus III,1468-1549)召開的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1563),正式開啟了教會內部長久以來所渴求的革新。該次會議清楚地界定了天主教的教義與新教的不同之處,對於甚麼是構成信仰的基本要素,甚麼是神學爭論的可能範圍,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可以說,這次會議對現代天主教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大公會議之後,出現了三位致力於推行和實踐大公會議法令的偉大教宗:比約五世 (Pius V, 1566-1572),額我略十三世 (Gregorius XIII, 1572-1585)與西斯篤五世(Sixtus V, 1585 -1590)。三位教宗在不同領域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被譽為「天主教復興運動最堅決、最純粹的化身」的教宗比約五世,為踐行大公會議的決議,於1566年頒發了由鮑羅麥歐樞機(Carlo Borromeo, 1538-1584)起草的為司鐸使用的《羅馬要理》;1568年頒布了神職人員用的《日課》;1570年發行了全教會共同使用的禮儀:《羅馬彌撒經書》。(參閱畢爾麥爾等著、雷立伯譯:《近代教會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84-85。)

        繼比約五世的是才華橫溢的教宗額我略十三世。他十分關注與東方教會的合一問題,熱情支持羅馬的宗教教育,在他大力支持下耶穌會開辦了羅馬學院(今之額我略大學),該學院成為培養神職人員的新式修道院的典範,為教會培養了許多傑出的人才,其中有:16位教宗;三分之一的樞機、四分之一的主教,難以數計的神父;21位聖人、46位真福。(參閱熊光義著,《耶穌會的教育法》,台北:光啟出版社,1965年,頁66-70。)

        1590年3月1日,教宗西斯篤五世隆重頒發了《拉丁語通行本》(Vulgata)聖經的修訂本。1592年,又出了一個修訂版(Vulgata Clementina),這個版本成為教會歷代翻譯聖經的藍本。

        1534年8月15日,聖依納爵.羅耀拉成立了耶穌會,這個新修會,一方面通過教育及靈修,極大地促進了教會內部的革新,另一方面,有效遏制了新教不斷地擴張。(畢爾麥爾,頁86。)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到,「我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言之有物地說:『教會不論在何處,甚至最艱難的地方,在意識形態的十字路口,在人類的急需與福音訊息常常相遇的戰壕中,耶穌會士都在那裡。』」(「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給耶穌會的信」,見《神學論集》(90),臺灣:光啟出版社暨香港真理學會出版,1992年,頁499)。

影響天主教復興運動的三種教理書

        為培育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教會歷來都有編纂《教理問答》的習慣。十五世紀末葉,可謂「教理講授由口頭教導、注重生活經驗的信仰培育轉變為教理問答書本的時代」。1529年,由於路德 ( Martin Luther, 1483-1546) 的德文教理問答的出版及其影響,天主教仁人志士不甘落後,紛紛撰寫教理書,以推動教會的復興運動。因此,十六世紀堪稱為編寫教理書的偉大世紀。

        首先,荷蘭的耶穌會士聖加尼修 ( Petrus Canisius, S.J., 1521-1597) 曾於德國出版了三種要理書:即1555年,大本的《基督信仰大綱》(Summa doctrinae Christianae):1559年,小本的《天主教小要理本》(Catechismus Minor);1556年,最小本的《天主教要理》(Parvus catechismus catholicorum)。加尼修的要理書的出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曾連續印了400版,後被翻譯成50種語言。(房志榮:「三部要理的比較」,見谷寒松:《神學論集》,第100集,頁240。)

        耶穌會士白拉敏樞機(Roberto Bellarmino,S.J., 1542-1621)於1597年「以96個容易記憶的問答寫成了《基督信仰短篇》」;1598年,這位後來成為教會聖師的樞機又出版了《基督信仰解釋》,「其中包含有273個問答,是專為普通教友與兒童撰寫的教理書。」該書共印行500版,廣被譯為近60種語言。(《神學辭典》,頁791)。

        1566年,米蘭總主教鮑羅麥歐(Carlo Borromeo, 1538 -1584)在特利騰大公會議授權下編寫了《羅馬教理》(Catechismus Romanus),「此書按信理性質編輯材料,分為信經、聖事、十誡、祈禱四部份,保存了救恩內在一體性。該書原為司鐸參考,後來成為兒童用本,而廣為流傳使用至今。」(房志榮,頁239;谷寒松,《神學辭典》,頁709)。

        在上述的教理書中明顯可以看到,1566年由特利騰大公會議頒布的《羅馬要理》是集該時期教理書之大成,具有官方的權威性,但因它是針對司鐸而寫,故偏重於教理的理論性闡發。直至十八世紀,《羅馬要理》才由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畢天祥初譯為中文,在四川省為培育教友所用。

        白拉敏樞機於1598年出版的《基督信仰解釋》,成為歷代教理編纂的重要範本。教宗克萊蒙八世曾希望將白拉敏於1597年出版的教理書作為教會通用的要理問答,後來傳信部也建議將之用於遠東傳教區。(燕鼐思(J. JENNES)著、田永正譯,《中國教理講授史》,台北華明書局出版,1976年,頁111、251)。

從《天主教要》到《要理問答》

        1583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首先以漢字漢文撰寫天主教教義的書」,這是中國天主教「第一部漢文要理」。(方豪,《中國天主教人物傳》,上冊,香港真理學社暨臺灣光啟出版社,1967年,頁66-71)。

        1605 年 3 月,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在其他神父協助下,於北京重新翻譯並刊行了培育新教友用的《天主教要》一書,利瑪竇認為,「這件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因為以前的那個版本是借翻譯之手寫成的,他們對按其原意翻譯的重要性不太了解,因此每年都要進行修訂,而且各地傳教寓所都使用自己的版本,彼此不盡相同。這樣,當教友從一地到另一地時,就會感到混亂。從此以後,大家只用這一個版本,其他寓所都翻印此書。」(利瑪竇著、文錚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355-356)。1605年5月9日,利瑪竇在致信給德·法比神父時,再次談到了《天主教要》一書翻譯之艱辛,他說:「假使可能,我將目前正印刷的第一本《天主教要》寄送給您一本,由此可以看出我們的確為把它翻譯為中文辛苦了一番,同時它為我們非常重要。」(利瑪竇著、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下),台灣:光啟出版社,1986年,頁278-279)。

        《天主教要》的修訂本出版後不久,時在南京傳教的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S.J., 1566-1640)即為這一修訂本寫了以《天主教要解略》為名的註解本,並於1610年左右出版。於此可知,當時傳教士極為重視這個為培育新教友的教理書。(利瑪竇,2013,頁356)。

        此後,耶穌會士穆迪我 (Jacques Motel, S.J., 1618-1692) 的《聖洗規儀》,艾儒略(Giulio Aleni, S.J., 1582-1649)與郭仰鳳 (Lazzaro Cattaneo, S.J., 1560-1640)的《悔罪要指》,艾儒略的《聖體要理》、《聖體禱文》,以及為培育兒童的《四字經》,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 S.J.,1607-1671)的《天神會課》(1661)與《聖體規儀》(1679);以及方濟會士卞芳世 (Francisco a Concepci?n Peris, O.F.M., 1635–1701) 的《進教領洗捷錄》等教理書籍,均以體裁簡短,雅俗共賞的「要理問答」的形式,服務於不同時空下的中國傳教區。(參閱鐘鳴旦、杜鼎克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8),台北利氏學社,2009年;燕鼐思,1976,頁54)。

        禮儀之爭爆發之後,中國天主教自雍正二年(1724)起至鴉片戰爭後(1844),在這一百多年的全國範圍的教難中,傳教士或被捕、或被驅逐、或轉入地下秘密傳教,很難有機會再去編撰和翻譯教理書。

        直至,1851年11月7日至12月3日,中國教會領袖才有機會在上海共商編纂全國統一的要理問答一事,但沒有形成統一意見。後來有多次會議,討論中國教會《要理問答》的統一問題,直到1924年的上海會議,始達成共識,並成立了「統一要理問答祈禱經文委員會」,負責編撰要理問答和祈禱經本,並解決各地教友所用要理問答中不同名詞的問題。1934年,該委員會在長期辛勤努力下,「小本與普通要理問答作為通用的要理問答終於問世了。」

        這部小本教理書包括四卷要理問答:「一、信理,二、倫理,三、聖寵,四、祈禱與慶節」,基本上反映了1556年加尼修的《天主教要理》,1566年的《羅馬要理》,以及1597年白拉敏的《基督信仰解釋》的中世紀教育的基本特徵。

        至於,大本教理書則由主教們根據加斯巴利樞機主教的《要理問答》譯本與《要理條解》的修正本,整合成為後來的《要理大全》,以為培育教友講道員使用。(燕鼐思,1976,頁254-258。)

《羅馬教理》對中國天主教的影響

        十七世紀教會在復興運動期間,雖然也頒布了《拉丁文通行本》聖經(Vulgata),但聖經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教友們只有在彌撒聖祭中才能接觸到聖經的某些段落,即使是在歐洲的神職人員,也鮮有人能擁有一本個人的袖珍聖經。在此時期,對聖經的學習和研究的興趣充分地反映在對教理書的編纂和出版上,一些著名的教義問答手冊應運而生,極大地推動了基督徒信仰生活的革新。

        1634年傳信部規定,「各地主教們務必監督信徒們學習教義手冊和白拉敏的《教義手冊》,務必保證人人都得到關於救贖的必要性方面的教導,尤其是在主日彌撒中,更應如此。」傳信部的這一決定,表明「教理問答」與「參與聖事」日益得到了教會當局的重視。(鐘鳴旦,「聖經在十七世紀的中國」,見《神學論集》,第126期,光啟社發行,2001年,頁546)。

        在此背景下,來華傳教士自然以「教理問答」作為培育教友的信仰綱要。首先,被譽為中國天主教之父的利瑪竇洞查到,「中國人歷來重視書面文字,書籍通常能走到人不能去的地方,」因此他說:在中國「所有的宗教是靠印成的書籍推廣,而並非一當眾佈道或傳授教理的形式。」因此,他讓「教友們通過自己閱讀,或請親友為他們朗讀已刊印的《天主教要》,以便能迅速地把其內容記在腦子裡。」利瑪竇的這種文化適應的傳教方法開啟了在中國的福傳之路。

        明清以降,《天主教要》為培育新教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並產生了許多美好的見證。那時,有一位新教友名叫李應試,聖名保祿,當他第一次讀到了「新版《天主教要》中寫有的七大聖事的內容時,便發自內心要求領告解聖事,他辦告解時總是全神貫注,痛苦地哭訴他的罪惡。在他的帶動下,很多人都開始做告解,其中,就有他的兒子和其他家屬,乃至他的夫人。」(利瑪竇,2013,頁354,361)。

        《天主教要》曾作為新教友在慕道時期重要的教理書。每當神父要去一地傳教之前,先派教友傳道員去講解,為神父們的講道做準備。當神父來到後,便直接開始講解為人得救的聖道,之後把耶穌聖像置於祭台上,讓大家一起敬拜祈禱,最後神父分發《天主教要》給那些積極參與者,鼓勵他們認真閱讀。這種傳教方法極為奏效,那些想信教的人,虔誠地跪在祭台前,「莊嚴地接受《天主教要》」,當他們「掌握了《教要》,便準備進入教堂,聆聽彌撒的前半部分,然後接受洗禮。」(利瑪竇,2013,頁314)。

        1610年羅如望(Jean de Rocha, 1566-1623)神父譯著的《天主聖教啟蒙》,也給我們生動地描述了早期中國教會,如何通過「老師問」與「學生答」的方式,傳授「基督徒和三位一體」道理的情形:

師:基利斯當(Christo,基督徒)是甚麼意思?

學:是心信口認耶穌基利斯多教規的意思。

師:怎麼說是心信口認耶穌基利斯多教規?

學:做了基利斯多,當不獨心內要信,有時口裡要認,我是基利斯當,是因此捨身失命,寧死不可不認。

師:三位怎麼為一天主?

學:因為三位都共一體、一能、一知、一善,故三位止為一天主。」(《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題那主教文獻》冊一,頁379、389)。

        經過耶穌會士精心的教理培育,一些名門望族奉教信主:如上海徐光啟家族,山西絳州段袞與韓霖家族,福建福州李九功家族,繆氏宗族、陳氏家族等,通過「信仰的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藉著共同研習「教理問答」與團體祈禱,信仰藉宗族得以延續,並因此奠定了天主教信仰傳統。(參閱張先清:《官府、宗族與天主教:17-19世紀福安鄉村教會的歷史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312-319)。

        1775年,耶穌會撤離中國後,主要由方濟各、遣使會、道明會與巴黎外方傳教會等主持在華的傳教事業。方濟會與道明會在傳教方法上比較傾向於將教友團聚在一起,公開宣講《要理問答》,借此信仰綱要,培訓教友們每個主日天在教堂祈禱時,用15到20分鐘的時間,通過輪流問答的形式,大聲誦讀,甚至背誦下來四卷要理問答,將這些信仰的知識潛移默化融入到基督徒的生命中,成為指導信仰生活的原則,以對抗世俗生活對教會信仰帶來的衝擊。

結論

        天主教復興運動產生了一系列著名的教理問答書,對中國天主教四百年的信仰生活具有重要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1556年加尼修的小本《天主教要理》,1566年特利騰公會議頒布的《羅馬要理》,以及1598年白拉敏樞機的《基督信仰解釋》。這三種教理書共同構成了中國天主教四卷《要理問答》的主要來源。

        自特利騰公會議規定以拉丁語作為官方語言以來,普世教會「行聖事、獻聖祭」都是用拉丁語舉行。教友們不懂拉丁語,只能以「望彌撒」或「聽彌撒」的形式,來參與基督信仰的奧跡。他們獲得信仰教導的主要渠道,是在團體的禮儀及教理講授的場合中,通過公開講解《要理問答》來完成。

        作為培育教友信仰生活的《要理問答》,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深遠,它提供教友最基本的「信仰、倫理、禮儀、以及祈禱與慶節」的教導。實際上,這部四卷《要理問答》已成為每一個教友家庭必備之書。因為,這不僅是神父每年一次到教友村「下會」培育教友的必備的教理書,也是教授兒童信仰啟蒙的讀物,同時也是慕道者認識天主教的重要教材。總之,中國教會在沒有聖經的年代裡,《要理問答》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除了《要理問答》,教會還有其它許多聖書,如《天主降生言行記略》、《聖母行實》、《宗徒行傳》、《聖人傳記》、《師主篇》等,都從不同程度上滋養了教友的信仰生活,培養他們獲得的信仰力量,為在教難來臨時保持對基督的忠貞,以及抗拒三仇(魔鬼、世俗、肉身)對基督徒信仰生活的腐蝕和挑戰。

        特利騰大公會議對於中國天主教的影響,較之於普世教會更為深遠。雖然,梵二會議早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已成功召開,並取得圓滿的成果,但由於特殊的原因,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初,中國教會才有機會接觸梵二的教導。除了《梵二文獻》之外,教會享受到最明顯的一個成果,即1992年6月25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批准出版的《天主教教理》,該書強烈地體現出,「它是教會信仰和天主教會教義的表達,按照聖經、宗徒傳統及教會訓導證實或解釋的……我們公認它是一本有效的工具,並欽定為權威的版本,為促進教會的共融,一個傳揚信仰的確定準則。」(《天主教教理》,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1994年,頁Vii)。

        《天主教新教理》保持了教會復興運動時,以「信仰、倫理、禮儀、祈禱與慶典」,作為教理書的主要框架,充分吸收了聖經、教父學與教會訓導的內容,雖說有「舊瓶裝新酒」之嫌,但作為編纂本地教會教理書的重要參考文獻,它反映出教會神學涵蓋與包容其它基督宗教團體神學的博大的胸懷。

        希望中國教會能結合當下的文化背景與社會處境,編纂出既立足於本地文化,又與普世教會保持深刻共融的,具有教會本地化特點的《中國天主教教理》,為中國教會的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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