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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 2017年 秋季號 第37卷 總第186期 雙百年回顧 - 花地瑪奧秘與蘇俄革命


 

正教會與1917年俄國革命


Dionisy Posdnyaev著 黃懿縈譯

        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正教會在當權者眼中很大程度上已喪失權勢;在政府當局掌控了俄國教會的生活後,教會對人民及當局的影響力在前一段歷史時期已經衰落。因此,早從十九世紀初開始,俄羅斯正教會就無法抵禦無神論意識形態的侵略。社會靈性的衰弱是俄國革命災禍的肇因。

        俄羅斯社會基層群眾的生活方式仍然保留著信仰,但大部分只是形式上的基層市民為主的。社會上有些人意識到大難臨頭的隱憂;他們嘗試喚起教會的力量,使教會的狀況回復正常。然而,無論在教會體制內或是政府當局,普遍抱持消極主義和保守主義。

        1917年二月革命促使教會進入內部改革時期。當前的社會狀況揭示社會需要變革,教會也需要進行改革。為此,二月革命受到俄國神職人員和知識分子的歡迎,他們希望新政府能夠阻止過去政府干預教會事務的情況。然而,這種樂觀主義使他們不能認清革命運動對教會構成的存在威脅。以我們現時代的說法,1917年的共產主義革命是由列寧(Lenin)領導的國際恐怖分子一次成功突襲,篡奪了全球最大國家的權力,並開始了改造社會的實驗。社會實驗的關鍵因素是進取的無神論政策,導致數十萬基督徒慘遭屠殺。

        正教徒對共產主義的反抗始於教會遭受迫害之後。不過即使在內戰期間,人民及其精神領袖還未充分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教會起初未能對新政權作出正確的評估,其實共產政權早於1918年已計劃徹底摧毀教會。大多數教會領袖視布爾什維克黨人為土匪、篡位者和迫害教會者,而不是有系統地準備消滅教會、造成全球災難的反基督宗教勢力。

        儘管共產主義的本質在其創始人的論述和違反人道的革命實踐中,已經足以證明,可是教會中只有少數孤獨的聲音提出警告。沃斯托科夫(V.A. Vostokov)大祭司把共產主義稱為「反基督運動」和「反基督宗教的邪惡表率」,他把共產主義「傳染病」的蔓延歸咎於俄國知識分子,包括神職人員。他呼籲全國信徒為「因我們的縱容導致國內出現邪說和暴力」做補贖。

        俄羅斯正教會首牧吉洪大主教(Tikhon)在1918年1月19日的牧函中,首次譴責共產主義者置人於死地的暴行:

你們這些瘋子快快清醒過來,停止血淋淋的罪行。的確,你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殘暴,而且是妖術;你們在死後必會被投入火獄,你們的後代子孫在塵世生命中將受到強烈的詛咒……我們向你們發出一個詛咒……我們懇求你們教徒,作為正教會基督忠實的兒子,不要與這種惡魔扯上任何關係:「你們務要把那壞人從你們中間剷除。」(格前5:13)革命的狂暴無疑是真正的撒旦行為。(吉洪)

        吉洪在後來的牧函中,將新政權定義為由世界列強孕育出來的凱撒統治,而無神論政權已經將自己塑造為徹底的反對一切神祇。1917年底,布爾什維克黨人充公了教會房產、教育機構與其他財物。

        俄國革命領導人列寧,被稱為無神論的理論家及「上帝已死論」的實踐者。1918年1月20日,列寧簽署了《關於教會與國家分離和學校與教會分離》法令,其中指出:「沒有教會或宗教社團有權利擁有任何財產。他們沒有權利成為法人。……在俄羅斯現存的教會和宗教社團的所有財產要申報為國家財產。」

        1919年初,由列寧委任的委員會在俄國各地將聖人的聖髑挖出丟棄。教會所有財產、禮儀書籍和聖器全被沒收;自此,信徒只可以「臨時借用」。教會及其體制不再獲得國家承認,宗教教育機構全部關閉,宗教迫害隨即展開。

        1919年5月30日,列寧向俄共中央組織局寫了一份便函,要求將所有信教的黨員逐出黨外。他還命令「將教會書籍作為可回收的紙材出售給造紙部門」。從那時起,開始了嚴格的反宗教審查制度。為了摧毀教會,布爾什維克黨人利用自己在伏爾加河流域造成的饑荒作為藉口。「必須以反革命分子和從事破壞活動者的罪名逮捕神職人員;必須毫無憐憫地在各地當場槍決他們,人數越多越好。教堂應該關閉,教會房產應該查封,並改為倉庫設施。」(列寧1919年5月1日寫給捷爾任斯基的訊息)。列寧討厭宗教節日,因而他針對1919年12月25日聖尼古拉巧匠節(St. Nicholas the Wonderworker’s Day)慶典指出:「過『尼古拉』(聖尼古拉節)是荒謬的;我們要指示契卡(Cheka,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全體出動,槍斃所有休假一天來慶祝『尼古拉』的人。」1920年,捷爾任斯基(Dzerzhinsky)寫信給拉西斯(Lacis)強調,沒有契卡的幫助,就不可能打擊神職人員。此後,懲罰性機構接替無神論者和反神論者領導鎮壓宗教的工作。

        正教會的大多數領袖均極力阻止內戰的大屠殺及維護教會的生存。因此,他們沒有公開批評布爾什維克政權的邪惡本質。相反地,他們只在當局的措施與基督信仰和禮儀活動發生明顯矛盾時才尋求妥協。於是,社會大眾目睹了教會與國家對政權的真實本質發生誤判。在邪惡的統治下,教會試圖通過妥協與歌頌來滿足當權者,無法達成自我保護的目標。對於共產主義本質的普遍誤解,是俄羅斯靈性力量的削弱、瓦解和摧毀的主因。正教徒與教會領袖對無神論政權產生一種含糊而妥協的態度。從一開始,有教會領袖嘗試採取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和解的立場(為了保存教會組織),可是嘗試妥協並沒有令迫害放緩,在內戰期間,約有30名主教、數千名神父及數以萬計的教徒遇害。

        共產政權在內政和經濟措施「放緩」時期,持續地迫害教會。自1922年春季以降,當局展開了沒收教會貴重器物的運動。列寧1922年3月19日致函莫洛托夫(Molotov),指示政治局委員要堅決地對活躍的基督徒進行最嚴厲的鎮壓。我們引用這份文件是有理由的,它幾乎完全是前所未見的殘暴、背信棄義而且惡毒無比的詭計。

對我們來說,正是當前這個時刻,我們獲得一個非常有利甚至是唯一的機會,能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完全打敗我們的敵人,並鞏固我們未來幾十年所需要的地位。現在,也只有現在,當饑荒地區出現人吃人,路上遍佈數以百計甚至千計的屍體之際,我們可以(因此必須)用最瘋狂和無情的力量,去解決教會的財產,並毫不猶豫地消除最小的反對聲音。現在,也只有現在,絕大多數農民會站在我們這一邊,或至少不會支持試圖和能夠反對蘇維埃強力法令的「黑衣司祭百人團」(Black Hundreds clergy)和反動的城市小資產階級。

  我們必須利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去移除教會財產,以確保自己獲得數億金盧布的資金(不要忘記某些修道院和其他教會事業的巨大財富)。如果沒有這筆資金,政府要進行任何工作,尤其經濟建設方面,特別是在熱那亞(譯者按:1922年4月至5月間在意大利熱那亞城討論歐洲經濟問題的國際會議)維護蘇維埃的綱領,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我們為了得到這筆數億(甚至數千億)金盧布的資金,必須不擇手段。不過,只有現在動手才會成功。所有考慮因素都表明,我們以後可能無法做得到,因為除了令人絕望的饑荒,沒有其他時機能使廣大農民群眾支持我們,或至少確保他們保持中立,所以在沒收教會財產的鬥爭裡,勝利將屬於我們這一邊。

  一位著書談論權術的聰明作家說得對,如果為了實現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目標而必須進行一連串粗暴的行動,就非要以最有力的方式在最短時間內做到不可,因為普羅大眾不會容忍長時間的暴行。這個觀察進一步獲得肯定,因為對付反動神職人員的嚴厲措施在政治上不切實際,甚至可能十分冒險,我們會發現或可能發現,俄羅斯所處的國際形勢在熱那亞會議之後很可能變得危險。現在,我們完全可以肯定對付反動神職人員的行動會取得勝利。而且,如果我們現在準確地把握饑荒的時機,極其迅速而徹底地鎮壓反動的神職人員,那麼我們在俄羅斯海外的移民中的反動份子,即社會主義革命者與左翼軍校黨人,將更難對抗我們。

  所以我得出不容置疑的結論:現在我們必須最決絕地、最無情地粉碎「黑色司祭百人團」,必須這麼殘暴地鎮壓他們的一切抵抗,好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

  運動本身就是為了執行這個計劃,我設想的方式如下:只有加里寧(Kalinin)同志正式出面執行所有措施,而托洛茨基同志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在報章寫任何東西,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公開出現。

  以政治局名義發布的有關暫停沒收教產的電報不能取消。它對我們有利,因為它給我們的對手一個印象,我們正在搖擺不定,他已成功地混淆了我們。(當然,我們的對手很快會發現這個秘密電報,正因為它是秘密的。)

  將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VTsIK)其中一位最有活力、明智和能幹的委員,或其他中央政府代表(一人比數人適合)派到Shuia(譯者按:發生教士暴動的城鎮),通過一位政治局委員給他口頭指示。該指示應歸納為:他必須盡可能在Shuia進行大舉搜捕,最少要有幾十個當地神職人員、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涉嫌直接或間接參與強烈抵制VTsIK關於沒收教會貴重財產的法令。完成這項任務後,他必須立即返回莫斯科,親自向政治局全體會議或兩位獲特別授權的政治局委員呈交報告。政治局在這份報告的基礎上,將向司法當局作出詳細指示,也是口頭上的,應盡快對叛亂分子進行審訊,控告他們反對援助饑民,並以槍決大量最具影響力和最危險的Shuia「黑衣司祭百人團」分子作為結案,而且如果可能,不僅在這個城鎮,也要在莫斯科及其他幾個教會據點同樣進行。

  我認為,比較明智的做法是不去動吉洪本人,儘管毫無疑問地是他領導了整場奴隸主的叛亂。對於他,我們必須給國家政治保衛總局(GPU)一個秘密指令,從現在起,必須對這個人的所有訊息進行監控,其披露的內容要盡可能準確和詳細,要求捷爾任斯基和溫施利希特(Unszlicht)每周親自向政治局匯報。

  黨代表大會要安排全體代表或絕大部分代表出席秘密會議,與GPU的負責人、最高人民司法機關(NKIu)和革命法庭聯合討論。在這個會議上,通過代表大會的秘密決議,要求沒收教會財產的行動,尤其是從最富裕的產業、修道院和教堂,必須徹底地、毫無疑問地,並在最短的時間內執行。在這個場合,反動神職人員和資產階級的代表處決得越多越好,因為我們現在必須給「觀眾」一個教訓,使他們未來幾十年不敢考慮反抗。(列寧)

        結果,列寧發動了對正教徒最大規模、最殘暴的迫害與殲滅,推行國家無神論的制度。在他針對教會與宗教的公開演說中,語調顯示出他對無神論(置所有宗教於死地)狂熱的痴迷。

        1922年5月,在列寧的建議下,政治局通過一項決議:「向莫斯法庭發出指令:一、將吉洪帶上法庭;二、向神父執行最高的懲罰措施。」首牧吉洪被捕,遭受沉重的壓力;成千上萬的主教、神父和教徒被槍斃,數千教堂關閉,反對當局摧毀教會的眾多基督徒被送到集中營。

        那些順從的人平靜地度過了一段時間。當局在野蠻的鎮壓中,試圖使教會體制分裂,從主教中招攬他們的代理盟友,發起革新派教會(Renovationism)──一個站於正教立場的基督教、支持使用額我略曆(譯者按:公曆)的臨時教會高級理事會。革新派的教徒推崇列寧為「社會公義的戰士」,對其表示效忠,並譴責自己的頑強同伴,因而獲得無神論政權短暫的優待。這段緩和時期並非出於正教徒對政權的忠誠,它之所以全面摧毀不符無神論意識形態的一切事物的時期不同,主要是基於於政府「策略多元化」和選擇性摧毀之故。

        1922年,為了謀劃和協調反宗教活動,當局成立「國家與教會分離委員會」。1928至1929年間易名為「反宗教委員會」。這個由雅羅斯拉夫斯基 (Yaroslavsky) 主持的機關,牢牢控制著國內所有宗教組織的活動。1929年以降,所有關於宗教政策問題的事務均由俄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負責,因為國家無神論制度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向人民灌輸反宗教的意識。1929年初,中央委員會下達了「加強反宗教活動的措施」秘密指示,提出反宗教鬥爭與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同等重要。

        除了設立反宗教的國家機關,無神論政權還發動了廣泛地向公眾進行反基督宗教宣傳的運動。1922年12月,《無神論者》(Bezbozhnik)報刊創辦,其無可替代的編輯是雅羅斯拉夫斯基──蘇聯反宗教政策的意識形態專家和舵手、「軍政無神論者聯盟」的主席。

        自1923年以來,無神論者軍事組織在全國各地成立;1925年4月在《無神論者》之友大會上,蘇聯無神論者聯盟(自1929年起改稱為「軍政無神論者聯盟」)的報刊創立。無神論聯盟的主要口號是:「由無神論到共產主義」和「反宗教鬥爭是為社會主義鬥爭」。數以百萬計信奉無神論的志願者反對「宗教毒素」。在這種情況下,二十世紀初的俄國教會向世界展示了成千上萬新殉道者的信仰見證──相似受羅馬帝國迫害的初期基督徒的見證,他們打下普世教會的根基。到目前為止,俄羅斯正教會的基督徒確信,二十世紀新殉道者的信仰見證拯救了國家與教會。他們在地下遭受迫害的困境中倖存下來,進入了復興時期。

        同時,全世界也上了寶貴的一課:在俄羅斯,因窮兇極惡的勢力掌權,首次發生公開的反宗教運動。教會在無神論環境中倖存的經驗,成為俄羅斯正教會所珍視的獨特經歷。二十世紀出現在俄羅斯的真正的殉道聖徒和懺悔者,人數估計約有幾萬(目前在新殉道者的資料庫中,我們已經找到31,000個名字,而且這項工作尚未完成)。截至2004年底,俄羅斯正教會已將1,420名新殉道者列入聖品,而且列品程序仍在持續進行中。

        俄羅斯正教會顯然成為俄國新殉道者的教會。在第二世紀末,基督徒護教者戴都良(Tertullian)曾有一句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二十世紀在俄國土地已播下了這種子,我們的目標是今天把它傳遞到人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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